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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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部分原因可以歸之於學校建設方面的分歧。杜布里奇是物理學家，在老朽的密立根的領導下，理工學院物理系已經失去了原先的領先地位，因此他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經費來重振物理系。他對化學系，特別是對鮑林的學科建設方向不太滿意。也許密立根和許多年長的校董們已經告訴他關於鮑林在諾伊斯去世時的不當行為，也許新任院長已經與托爾曼、尤斯特和其他諾伊斯時代的老教授們談過話，這些人對鮑林竭力發展化學生物學的做法不滿，認為鮑林的個人迷戀使化學系遠離了它在物理化學方面的根基。大家覺得鮑林努力爭取資助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他所珍愛的那些專案，而化學工程和無機化學得益甚少。杜布里奇也許還聽說了鮑林在免疫學研究和試製人工抗體方面進展緩慢的議論。

因此，儘管杜布里奇在公開場合稱讚鮑林和比德爾用化學生物學方法研究生命分子基礎的宏偉計劃為“國內最重要的研究專案之一”，在私下對此專案卻持冷漠態度。有一次鮑林給他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謀求把學校得到的一大筆遺贈用於癌症的基礎研究，而杜布里奇的第一反應卻是要首先確保物理化學和化學工程的撥款。鮑林很快就明白杜布里奇對他並不完全信任，於是兩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冷淡，甚至疏遠起來。

政治也是影響院長和化學系系主任關係的一個因素。儘管杜布里奇在共和黨家庭中長大，但他自認為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竭力反對梅—約翰遜法案的早期版本，支援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傳播原子彈資訊，公開反對各種政治迫害，透過這些實際行動，他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像鮑林一樣致力於和平事業，認為科學家可以為實現世界和平發揮作用。他在1947年就任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時發表的就職演說中這樣說道：“雖然科學家主要不是做政治家、社會學家、軍隊將領或宣傳家的工作，”但是，“如同每個普通人一樣，科學家和工程師擔負著作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的責任……他們應該對自己熟悉的每個問題發表意見，包括與其他公民攜起手來共同致力於世界和平事業。”

這些話鮑林聽來非常順耳。但是，杜布里奇具有高超的人際工作能力，其政治手腕也因此而比較圓滑。作為院長，他必須周旋於各類人物之間，包括保守的校董、自由派教授以及各級政府官員和科學顧問等。他在其間遊刃有餘。他變成戰後那種所謂的知情科學家的典範，無論在教室、會議室、實驗室，還是在政府的辦公室，他都能應付自如。在他看來，必須有一些規則，即便不是明文規定的也好，來指導科學家的政治活動。在戰後的那幾年裡，美國公眾對原子彈的巨大魔力感到驚訝不已，對國家安全的一系列問題充滿憂慮，對發展武器的各種技術細節也十分關心，他們希望科學家給予回答。一時間，科學家被認為是高智力的超人，他們的意見受到特別的青睞。

杜布里奇認為，科學家還承擔著一種他稱之為“特別的責任”。他就任院長後不久在一封致全體教師的信中寫道，學校不會對科學家作為公民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進行限制，這不是學校所管的事；但同時告誡他們應該努力做到準確和公平，並且要“注意分寸”。特別要注意不能把個人意見與學校立場混為一談。如果一個教師能夠遵守這些原則，那麼，他寫道，“學校將保護他在言論。教學和科研方面的自由權。”

這裡的關鍵詞是“注意分寸”。在冷戰發展到極端的情況下，廣大科學家將“注意分寸”理解為“保持沉默”。到1949年，科學家像其他人一樣，對任何可能被認為左傾的政治活動都儘量迴避。儘管沒有經過公開討論和正式成文，大多數科學家都努力遵守以下幾條規則：只在華盛頓諮詢系統內開展政治活動；只佔用極少的時間進行政治活動；只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發表評論；只發表和風細雨式的意見。只要遵循這些規則，那麼科技界與政府、公眾之間就能保持和睦，經費就會源源而來。

按照杜布里奇的標準，鮑林是一個不講分寸的人。杜布里奇顯然也耳聞了這種情況。早在1946年，理工學院的重要校董、具有保守傾向的聯合鋼鐵公司執行副主席泰勒就對鮑林表示不滿。杜布里奇就任院長後剛一個月就收到了泰勒寄來的一份剪報，內容是由一批人簽名的支援華萊士的廣告。他在簽名者中勾出了鮑林的名字並寫上這樣的意見：“一個私人捐助的學校裡的著名學者公開參加支援一方的政治活動，在我看來是很不恰當的。”對此杜布里奇作了以下的答覆：儘管我作為院長以任何方式直接參與政治活動是不恰當的，但“我不能剝奪任何教師以公民的私人身份參與政治的權利”。他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