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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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慣常的講話風格。他的主旨發言既包含社會主義者典型的反帝言論——“我們看到世界上一些國家正致力於推進壟斷性的工業擴張計劃和建立經濟帝國，在這些富裕和強大的鄰國的經濟壓力下，弱小國家被迫放棄自己的國家主權，”又包含對美國和蘇聯兩國執行的限制自由、積極備戰的政策所作的意味深長、不偏不倚的譴責。與會者沒有聽到預料中的又一篇單方面譴責美國倫的講話，對鮑林的發言反響平平。

除了政治迫害以外，引起恐懼的因素確實很多。墨西哥城大會後三星期，蘇聯宣佈原子彈試驗成功。再過了一週，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被置於共產黨掌管之下。

是年秋季，冷戰全面開始。美國的政界人士競相活動以便從冷戰中獲取最大的好處。共和黨責難民主黨人主持的國務院措施不當以致“丟失中國”，原因可能是政府內部有一小撮顛覆分子，由此掀起了一場內部清洗運動。國務院內最後一批新政分子被清除了出去，美國的外交政策進一步向右轉。

蘇聯的原子彈更加使人膽戰心涼。原子彈試驗的強光一閃，似乎美國的核保護傘——美國人用以抗衡蘇聯重兵的唯一手段一下子破裂了。其實，人們忘記了多年來美國的原子科學家對人民的不斷提醒：蘇聯擁有原子彈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冷戰鬥士們堅持認為，這裡面有間諜活動，必須把原子彈間諜搜尋出來。媒體更是推波助瀾，大肆渲染各種謠傳。一時間，對赤色分子及其同情者可以任意指責並羅織各種罪名。

到1950年的時候，隨著世界上事態的發展以及國內反共潮流的高漲，大多數自由主義者轉而接受一套新的、更加“強硬”的信條。然而，鮑林卻依然故我，既不改變自己的主張，也不調整宣傳自己主張的方式。他堅持說，中國人有權決定治理自己國家的方式，包括必要時透過革命來實現自己的選擇。他堅持說，蘇聯的原子彈不是一種威脅，而是“對全世界人民的一次警告，有利於推動各國政府透過聯合國組織恢復談判，以便對原子能技術建立一套有效的國際監控機制”。

更多的人從原來的立場上退縮，鮑林則成了眾矢之的。加州特尼委員會儲存的有關鮑林的案卷越來越厚，裡面滿是他關於原子彈和公民權利講話的剪報，其中很多來自共產黨報紙。例如，作為特尼委員會重要情報來源的《工人日報》，對於鮑林發表的每次演講和參加的每次抗議集會，都要在顯著版面加以報道。到1949年下半年，特尼委員會已把鮑林定性為“加利福尼亞煽動分子”的領導人。

聯邦調查局和反共報紙也充分利用了這份鮑林檔案。鮑林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右翼勢力編制的赤色嫌疑分子的名單中。然而鮑林對這一切都置之不理，他頑固堅持獨立立場，我行我素，並堅信自己是正確的。

注意分寸

然而，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卻不能置之不理。杜布里奇的父親來自中西部，是基督教青年會的體育教師。按照一位科學史專家的說法，杜布里奇是一個“生活簡樸、精力充沛和一味渴望從事重要工作”的人。他相對比較年輕——與鮑林年齡相仿，身材瘦削，長著一副娃娃臉，擅長募集資金，有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與華盛頓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絡。他的自信心甚至可與鮑林媲美。舉例來說，談及他在大戰期間指導的雷達實驗室取得的成就時，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原子彈僅僅結束了戰爭，而雷達卻贏得了戰爭。”

杜布里奇在鑼鼓聲中來到了加州理工學院，立即全力投入了使學院現代化的工作中。他首先向學院過時的行政管理機構開刀，解散了鮑林在其中擔任重要職務的教師一董事聯合委員會，代之以相互獨立的董事會和系主任委員會。對鮑林來說，這既是一件憾事，又是一件幸事。一方面，鮑林自戰後在學校裡的影響力被削弱了，但另一方面也使他擺脫了大量他所不喜歡的行政事務。杜布里奇大力精簡機構，改造密立根過時的工資體系，幾乎使每個教師都長了百分之三十的工資。他的這一舉措深得人心。正如理工學院一位化學教授回憶時說的，這是學院“黃金時代”的開始。

鮑林卻對此不置一詞。他從20年代起就認識杜布里奇，當時這位青年物理學家以國家研究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到理工學院訪問工作了兩年。兩人的關係說不上密切，但相互稱呼時可以略去姓氏，在社交場合經常見面，各自都仰慕對方的學識。

然而，在杜布里奇到理工學院任職後不久，兩人之間原有的一點感情卻開始冷卻起來了。鮑林與新院長就是合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