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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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組織共同工作也很合他的心意。而且，參加緊急委員會也不致過於分散從事科研的精力。尤里向鮑林保證，並沒有多少事情要做，只需每年到愛因斯坦家附近的普林斯頓開幾次會，商議公開宣告的內容以及確定籌措和分配經費的策略。

但是，加州遙遠的距離，日益繁忙的工作日程，再加上喜歡獨自工作這一也許是與生俱來的本性，使鮑林後來基本上沒有參加過這類會議。他偶爾作為委員會的發言人到西海岸巡迴演講——一次他與西拉德一起冒險乘坐顛簸的小飛機沿哥倫比亞河谷上行，到達斯波坎市向該地區的電氣工人大會發表演說。但是在各次委員會會議上，即使在重要的記者招待會上，他經常是唯一缺席的委員。多年以後，其他委員甚至回憶不起來是否見到過他。

對鮑林來說，比參加會議重要得多的是有了與愛因斯坦單獨談話的機會。鮑林認為愛因斯坦是與牛頓和達爾文並列的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是自成一格的思想家。愛因斯坦在創立嶄新的物理理論方面領先於同代人的距離要以光年計量。鮑林還發現，愛因斯坦有關和平問題的論述也比其他科學家的話更能抓住人心，發人深省。

在鮑林應邀參加緊急委員會前幾個星期，愛因斯坦對《紐約時報》發表講話說：“原子彈已經深刻改變了我們熟悉的世界的性質，因此人類必須改變思維方式以適應新的棲息環境……在可預見的未來，人類不會擁有防衛原子彈襲擊的方法……美國的核武庫雖然佔有暫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