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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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緊急委員會之前，鮑林與愛因斯坦只在社交場合有過寥寥數語的交談；但在此之後，鮑林只要來到普林斯頓，就會應邀前去拜訪愛因斯坦。愛娃通常陪同前往。愛因斯坦總是站在默塞街的老式住宅的門口迎接他們，然後陪同他們走進二樓的書房進行交談。談話一般延續一個多小時，內容很少涉及到科學問題，主要話題還是世界大事、公眾輿論、原子彈的殘忍以及戰爭與和平問題。愛娃談話時充滿活力，才智煥發，愛因斯坦和她交談特別投機。鮑林回憶說，愛因斯坦非常幽默，他們三人經常說些軼事和笑話。私下與這一偉人交談，鮑林受到了深刻的影響，他對政治問題的認識得到了深化和澄清。愛因斯坦曾經鼓勵羅斯福研製原子彈作為擊敗希特勒的武器。而現在妖精已從魔瓶中釋放出來，他就感到負有特別的責任促使人們能理智地使用這一種武器。與眾多的科學家相比，愛因斯坦是從更加廣闊的背景來觀察美國的原子彈政策的，他批評當時存在的濫用原子彈的巨大威力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傾向。他認為，真正的罪惡是民族主義，它帶來狂妄和自傲，帶來強烈的競爭和戰爭的慾望。為了克服這一種傾向，唯一的途徑就是宣傳和發動民眾，使他們認識成立世界政府的必要性。愛因斯坦告訴鮑林，現在已經出現了實現這個目標的可能性，因為原子彈的產生引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一可怕的技術產物將驅使人類實現某種形式的全球合作，這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科學家理應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否則人類將面臨災難。

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在分析原子彈政策的時候，應該限於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進行，只談那些可以弄清和評估的情況。由物理學家來告知人類學家怎樣開展工作是荒謬的，更不要說政治家了。不同領域的工作需要有不同的專業知識去指導。然而愛因斯坦卻不受這種觀念的束縛。他曾在30年代親眼見到了德國的魔鬼希特勒，並且毫無畏懼地點名批評。當愛因斯坦談及原子彈問題的時候，他不是談論千噸①核查體制，而是談論那些想“驅使我們生活在全面恐怖氣氛中”的政府官員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毒瘤”，談論美國“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他說：“使人改變罪惡的思想，比使釒不元素改變性質還要困難。”他說這一切的時候做到了直抒心聲。

①千噸是原子彈或氫彈當量的單位，等於1000噸梯恩梯炸藥的爆炸力。

於是鮑林也開始直抒心聲了。鮑林將愛因斯坦作為自己的楷模：一個科學家在戰後就應該像他那樣憑良知採取行動。鮑林後來說道：“正是愛因斯坦的榜樣使我和我的妻子下決心為這一事業貢獻我們的力量。”

火燒的煙味

然而，在蘇聯東進和美國政治的共同作用下，緊急委員會和原子科學家聯合會為爭取制訂合理的原子彈政策的努力很快就付諸東流了。

戰爭剛一結束，斯大林就把蘇聯“解放”的東歐國家統統封閉起來，從而導致丘吉爾在1946年的秋天發表了關於“鐵幕”的著名講話，這個講話為反共分子創造了在其後40年裡流行全國的通用詞語。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裡，中國共產黨也對國民黨政府構成了危險。自俄國革命以來，美國一些政界人物經常將共產黨征服世界的危險作為口實來吸引選票並取得很好的效果，現在這一武器又再次被抬起來加以使用。

共和黨人利用這個題材攻擊民主黨。當時存在於蘇聯和世界各國之間唯一懸而未決的問題就是原子彈問題。共和黨人宣稱：民主黨內充斥著共產黨同情者、綏靖主義者以及主張世界大一統和共享原子彈秘密的人。華盛頓的民主黨政府對國家安全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1946年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斷言：美國人民必須在共產主義和共和黨主義之間作出選擇。

很多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