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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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魯濱遜是一位言辭謹慎的人，但是，他在鮑林事件上，嚴厲斥責美國國務院的“蠻橫”行為。“要是假裝事先根本不知道美國當局為什麼要採取這種嚴厲行動的原因，那就是自欺欺人，”他寫道，“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對此就可以置身事外而不感到震驚。”美國駐倫敦使館的一位官員在一封旨在辯護的照會中強調：“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會嚴重損害美國的利益。”

來自法國的訊息也同樣糟糕。英國皇家學會會議結束後兩天，法國人將鮑林選為定於夏天召開的生物化學討論會“名譽主席”，這是對美國政府的當頭一棒。法國科學家異口同聲地譴責鮑林事件；一位生理學家對美國駐巴黎的科學專員稱，美國人一定是“神經失常了”。鮑林事件成了左翼《人道報》上頭版橫幅大標題。該報還報道了法國科學家想進入美國簽證受阻的情況。“這類事件日積月累，惹人反感。許多人對我們的動機表現出嚴重懷疑，”這位專員在給他的華盛頓上司的信中這樣寫道。

在《紐約時報》的辦公室裡也聽到了來自歐洲的強烈抗議。5月上旬，該報發表了兩篇新聞報道，並且配上了一篇社論，題為“鮑林博士的兩難處境‘：。這篇社論要求對政府的護照政策進行反思。同時鮑林的抗議信件猶如雪片一樣飛向國務院。伯納爾以及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幾位重要的原子科學家也寫了一封抗議信，責問國務聊艾奇遜：”鮑林教授到英國去，有何害處？他會帶去什麼情報？他會在那裡說什麼壞話？即使他有這個膽量，與那些誤導人的廣告所帶來的破壞相比，又算得了什麼，以致這個堂堂大國非要阻礙它最傑出的公民之一出國旅行不可？“愛因斯坦也致函艾奇遜提出了抗議，隨後又給鮑林寄去了他個人表示支援的便函。”您為爭取旅行權而進行的鬥爭將功不可沒，“他這樣寫道。”像您這樣一位獨立思考的人，同時受到美國官方和俄國官方的無理對待，這是一件意味深長的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甚至杜布里奇對此也無法保持沉默了，他公開宣佈鮑林事件是”與我們的民主傳統格格不入的“。

接到公民投訴的還不只是國務院。有五六名美國參議員和眾議員，其中包括亨利·卡博特·洛奇和理查德·尼克松，讀了所在選區選民的憤怒信件和電報後也深有觸動，他們要求有關方面澄清這一事件。

至於鮑林，他在各方面的支援下，又重新抖擻精神投入了戰鬥。一方面，他又寄去了一份要求頒發護照的申請，他打算在那年夏天去英國和法國旅行；另一方面，他對報界發表談話——他曾對一位記者說：“恕我直言，這一事件自始至終都是一樁醜聞。”他向艾奇遜和杜魯門寫了抗議信，同時還將此事告到了俄勒岡州一位見解獨特的參議員韋尼·莫斯那裡。據鮑林回憶說，莫斯也被“激怒”了，他在參議院會議上咆哮如雷，痛斥國務院的護照政策是“暴政”，艾奇遜是“一個令人厭惡的政客”。接著他又開始起草新的法律條文，使人在不滿意有關方面在護照問題上作出的決定時，有一條上訴的渠道。全國報紙和思想類雜誌都對這個問題展開了討論。

儘管發生了這麼多情況，希普利卻仍置若罔聞。她要議員們去讀一讀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編寫的小冊子——《解除美國武裝和打敗美國的一場運動》，其中詳細地描述了鮑林參與共產黨陣線活動的情況，企圖以此來堵住眾人的口。一位科學家接通了她的電話，責問為什麼拒發鮑林的護照，她毫不客氣地斬斷了他的話，說：“我在科學問題上必須聽從科學家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專家，同樣，在拒發護照這麼一個技術問題上，科學家也必須服從護照處的決定。”

然而，國務卿艾奇遜可不能採取迴避的態度，他想要為他的護照政策辯護。不過，他在研究了這一問題以後，開始認識到，決定是否撤銷一個人的護照，並不存在清楚的標準，而且也沒有適合的渠道讓人申訴。5月下旬，鮑林事件促使國務院在公開場合第一次概括地說明了政府拒發護照的政策，但其使用的語言卻非常抽象和含糊，招致新聞界強烈的不滿。幾個星期以後，艾奇遜發表了較長的一篇解釋性文章，其中涉及到如何分步考慮申訴的詳細說明，被拒發護照的人可以保留聘請律師幫助辯護的權利。該文措辭似乎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就是申訴的辦法已經存在好幾個月了。但是，這篇文章對鮑林來說完全是新聞，特別是說他還有聘用律師的權利。他立即致函艾奇遜，說他的解釋“與我本人所受的對待怎麼也掛不上鉤”。

抗議的浪潮使人們尤為關注鮑林要求頒發護照的新申請將會有怎樣的命運。6月，希普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