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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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封信，質問他為什麼不把鮑林和其他赤色分子從學校中清除出去的時候，杜布里奇解釋說，鮑林的罪名已經被洗刷清楚了，他還加上一句說，“我希望在這個國家中，一個人不會因為他的政治信仰不隨大流而遭到迫害。”

讓他認識自己的錯誤

然而這個國家已經今非昔比——即便鮑林不承認這一點。整個50年代，他繼續著自己的政治活動，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他籌款為懷恩巴姆辯護（儘管在懷恩巴姆受審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不在城裡，以免出庭作證）；同意充當好萊塢十君子之一的劇作家達爾頓·特朗勃的假釋指導人；參加了美國科學工作者協會，這是一個由法國原子物理學家，共產黨員弗雷德裡克·約里奧—居里①導的左翼國際組織在美國的分支；在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和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委員會中保持領導地位；並繼續就那些讓他惹上麻煩的話題發表演說。

①弗雷德裡克·約里奧—居里（Fi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國原子物理學家，著名科學家，皮埃爾和瑪麗·約里奧—居里夫婦的長女婿，與其妻伊倫·居里（Irene　Juliot　Juliot—Curie）合作發現中子而共獲1935年諾貝爾化學獎。

在那段時間內，他是美國為數不多的幾個堅持就和平和民權公開發表自己觀點的知名人士之一。當眾人明哲保身的時候，他們卻承受了個人和職業的風險。儘管人性自然地傾向於保護自己，鮑林卻堅守陣地。他當然樂意將所有的時間都投入科學，避免任何政治紛爭而專注於揭開自然之謎，並享受由此帶來的個人滿足、地位、金錢和榮譽。至少在科學上來說，鮑林並不是一個反叛者。他的勇敢表現在他敢於越過學科的界限，但是他的勇氣是建立在科學的基本準則和預測上的。他的成功並不在於推翻科學秩序，恰恰相反，他在其中如魚得水。他比別人更勤奮，更敢於將自己的思想推向更高的層面，實際上，他非常希望成為這種秩序的一部分。他希望得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別人的掌聲，需要科學院和學術團體授予的獎勵和榮譽。他後來說，從這一點來說，他是一個遵紀守法的人。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的政治活動表明他絕對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在這一領域中，他公開地挑戰權威。拿他的話來說，在麥卡錫時代，“我性格中有兩種對立的品格彼此在爭鬥：一種要我聽話，一種要我相信自己的判斷。”

在政治舞臺上，他妥協的慾望被另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所替代：他對自己的信心。在一種層次上，他可以簡單地說，就像他在那段時間裡經常說的那樣，“我覺得投身政治是我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和一個科學家的職責。”但是在內心深處，他必須為自己冒如此大的風險，給自己和家庭帶來如此大的壓力尋找一種理由。他以科學家的思維方式苦苦思索著自己的政治信仰。

如同所有科學家一樣，鮑林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和許多啟蒙運動的哲學家一樣，他用理性替代了上帝，而且他相信理性的思維和科學方法的應用將促使社會不斷地進步。知識是鑰匙。鮑林的道德觀念來源於他相信的真理；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理性的人，而且他相信其他理性的人只要有足夠的知識，也會得出與他相似的結論。

鮑林的信念反映了從大蕭條到60年代初期其他許多左翼人士和自由派人士的觀點。一些科學家嘗試共產主義並參加左翼政治活動，因為這一體系建立在理智和理性之上。法國的伯納爾和約里奧—居里成為左派，因為他們發現在此可以用科學方法來處理人間的事務。為最多的人創造最多的利益這一社會主義思想在統計學上是完全正確的。蘇聯在這一意義上也許稱不上完美，但是至少它採取了勇敢和必要的步驟來推進人類的進步，如將理性運用到處理人問事務中來，將科學家提升到社會的頂層，並制定出一個個理性的五年計劃。相對而言，資本主義提升的是企業家，獎勵的是貪婪。

鮑林信仰科學人文主義和社會主義，並用一種獨特的美國言論自由補充這一種信仰。在此，他的政治理論相當簡單，和他的科學思想同源：建築在已經證實的知識體系上，將問題分解為幾個組成部分，將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分上，並用新的認識重新將這幾個部分組織起來。他相信美國政治的基礎——知識體系和公認的智慧——是美國憲法和《人權法案》，他推崇這些檔案是啟蒙運動哲學的不朽豐碑。在麥卡錫時代，他認為代議制民主和言論自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並從一種科學的立場來分析這些概念。照他的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