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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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美國的政治如同量子力學一樣，可以用統計學來解釋。“真正的民主體系運作的原則是，沒有任何人聰明到可以單獨一個人對非常複雜的問題作出正確的決定，作出正確的決定就是將民主制度下所有公民的意見加以平均的過程，”他寫道。“這些觀點對應著一條從左向右延伸的機率分佈曲線。如果現在我們說所有位於右側的觀點都是不正常的，取平均值時應該剔除，那麼我們得到的平均值就是錯誤的。只要理解機率，那麼民主體系的運作顯然要求每個人都有對政治問題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不管他的觀點如何。”

因此，他現在處於機率曲線左側並沒有關係。他仍然是一個有效的資料點。他有權表達任何他喜好的觀點。至少對鮑林而言，這是一個科學事實。

這一認識激勵著他。同時，還有另外一個動因激勵他繼續發表自己的觀點。“大多數科學家停止不前了。我可以理解他們。我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人認為這一犧牲太大了。他們知道他們會失去工作。他們可能無法繼續他們的科學研究。我也有同樣的擔憂，”他如此評論麥卡錫時代，“但是我將繼續戰鬥，為了繼續得到我妻子對我的敬意。”

8月，鮑林收到伯克利學術會議代表寄給他的一封信，請他支援他們，反對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強迫他們作效忠宣誓。他們在信中寫道：“一股恐懼、仇恨和疑慮的情緒已經蔓延到全校。學者們迫於生計，不得不默許一些他們知道將摧毀他們的職業和生活的真正意義的東西。”

鮑林的反應異常激烈。“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先前引進的政治測試已經使學校受害不淺。這些測試限制了思想自由和對真理的探求，”他在一份公開宣告中宣稱。“除非校務委員會放棄他們早先的行動，加利福尼亞大學將無法重新恢復其卓越的地位。”他將自己的言論影印了一份送交學術會議，並附上一張便箋，建議校務委員會的成員——他們主要來自工業界、金融界和農業界——應該被一批“理解教育和學術的明智人士”所替代。伯克利學術會議保證報紙廣泛地宣傳了鮑林的觀點。

過了十一個星期，1950年11月13日早晨，一個人走進了鮑林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辦公室，交給他一張傳票，傳喚他到洛杉磯加州教育調查委員會出庭。鮑林將傳票讀了兩遍，才看清出庭的時間就是當天上午十點半。傳票終歸是傳票。鮑林取消了全天的活動，抓起茄克衫，朝自己的汽車走去。

鮑林以為自己大致瞭解將要發生什麼。委員會一直在就效忠宣誓對公立學校的教師可能產生的影響舉行聽證會，作為著名的宣誓制度反對者，他推測委員會將自己召去是為了聽他的專家證詞。不期而至的傳票有些不同尋常，但是他急切地希望讓委員會了解自己的想法。他一邊駕著林肯牌轎車駛向市中心，一邊在頭腦裡整理自己的批評言論。

他不瞭解的是，這一委員會脫胎於特尼委員會，主席是特尼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法律顧問也是特尼委員會的律師。聽證會的意圖與其說是徵詢專家證詞，不如說是搜尋赤色分子。

上午10時30分，鮑林走進了洛杉磯州政府大樓的大聽證室。在宣誓講真話之後，他坐了下來，對委員會發表他的開場陳詞。鮑林真心實意地開始陳述：“我認為沒有什麼比透過合適的安全措施來維護國家安全更為重要的了……然而，在做到這一點的同時，必須維護我們的個人自由。”他解釋了無視機率曲線兩側極端意見的危險，並陳述了他認為效忠宣誓是如何危險地迫使人們順從。他說效忠宣誓並不能限制顛覆活動，因為真正的顛覆分子會簽署誓言，而繼續我行我素。鮑林現在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他和伯克利教師們一致同意，共產黨員是狹隘的教條主義者，不應該繼續教學。鮑林作證說：“我認為如果涉及共產黨活動的話，每一個參與者都應該引起當局的重視，並舉行相應的聽證會和審判，如果有證據表明當事人是共產黨的話，就應該開除。我不認為效忠宣誓和共產黨活動有什麼關係……那些反對簽名的人是那些堅持美國基本信仰的人，他們堅信我們必須維護民主，必須恪守先輩們進行獨立戰爭時的精神。”最後，鮑林賣弄了一下自己的口才，將強迫教師在誓言上簽字比作是俄國強迫科學家接受李森科學說，比作30年代納粹對科學家的迫害。

接著委員會回到了正題。委員會的律師問鮑林是否在加州理工學院發現任何顛覆活動的跡象。鮑林回答說沒有。律師提醒鮑林不要忘了西德尼·懷恩巴姆，他曾經僱傭的已被判刑的共產黨員。鮑林對於聽證會語氣的改變非常吃驚，他說懷恩巴姆的罪狀是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