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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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回答自然界問題那樣，回答政治和社會方面的一個個問題。他本人就在筆記本中這樣寫道：“我所設想的戰略步驟是：（1）分析世界性問題；（2）確定一些基本的問題或瞭解遵循的原則；（3）討論這些原則並決定其取捨（決定採用的原則就將構成一種道德的體系）；（4）運用這一體系，一步一步地引出一系列定理，這類定理就是關於這個世界應當採用的結論。”

①哈欽斯（B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美國教育家，芝加哥大學校長（1929—l951），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員主席（1943—1977），批評美國教育過分專業化，力求保持西方教育傳統，捍衛藝術自由，反對教師作忠誠宣誓。

這是一種宏大、樂觀然而又過於天真的設想，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是永遠無望實現的。他們抵達聖巴巴拉後不久，愛娃就擔心丈夫將會發現這個中心“只是徒有虛名而已”。“哈欽斯是一位聰明機智的人，”她寫道，“但我認為他考慮問題還相當浮淺，他給人的形象是，只要人聰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辦到的。”

幾個月以後，鮑林開始同意妻子的看法。坐而論道本身沒有錯，但應當是為實現目標服務的。然而，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一輪又一輪的高談闊論，除了研討，還是研討。“我對研究中心的不滿意見是，”他說，“唯有連篇累犢的空談，不見可以採納的結論。”

鮑林除了從事政治活動外，還打算繼續作一些科研的工作。但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既無用於實驗的設施，又無資助科研的先例。鮑林在申請研究資助時，才開始認識到這一點是多麼重要。舉例來說，1964年，自然科學基金會遲遲不批鮑林要求資助的申請，理由就是他沒有實驗室；他屬於研究中心，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考慮，根本掛不上鉤。自然科學基金會徵求奧本海默的意見，他回答說，鮑林人非常聰明，“但建議給予科研的資助，似乎就荒唐可笑了。”

於是，鮑林只能另找出路了。在一段時間裡，位於聖巴巴拉的加州大學分校似乎是一個合適的地方；他從前的一位學生弗雷德·沃爾，剛被任命為該校化學系主任。沃爾認為，能招幕到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到系裡工作，即使是兼職，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沃爾很快就提議讓鮑林在系裡擔任一個輔助性的職務，並且擬寫了一份自認為是例行公事式的推薦書，逐級上報校方審批。

沃爾萬萬沒有料到，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校長竟然否定了這一提議。沃爾在鮑林面前不無尷尬地說，看來，考慮到鮑林的政治活動，要讓他在聖巴巴拉分校謀事，可能會引來很大爭議。鮑林馬上寫信和打電話給加州大學總校校長克拉克·凱爾，請他決斷。沃爾記得，凱爾的幾位校董——也許，他們對鮑林當年在忠誠宣誓的爭議中在總校的作為仍然記憶猶新——聲稱，除非他們橫屍地面，他們才會讓鮑林在加州大學某一分校任教。這位總校校長就這樣把事情擱下了。

鮑林對沃爾說，從此之後，他絕對不會再踏進加州大學的校園。

聖巴巴拉的情況也不見得有多好。

不過，鮑林雖然成了聖巴巴拉的一位公民，但他更是一位世界公民。1964年，他和愛娃又再次踏上和平的旅程，先後出訪墨西哥、英國、法國、德國和澳大利亞。此時，愛娃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和平運動人士，她一個人前往荷蘭海牙參加婦女和平大會。在機場，她耽擱了很長時間，當地一位官員對她說，“他們不歡迎遊行示威者，”因此不讓她入境。無奈之中，她只得打電話給留在美國的鮑林，鮑林又接通了在華盛頓的荷蘭使館的電話，對方弄清了情況，愛娃才得以入境。

在家裡，兩個人都忙得很，有許多事情要幹。鮑林花了很多時間從事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稱之為“三重革命”，得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支援。這是一專案標非常廣泛的建議，旨在改變美國社會，使之適應於在武器、自動化和人權等方面新近取得的進展。這一建議的主要內容有：保證所有美國人都享有不低於某一下限的工資，對高速公共交通、教育和低成本住房進行大規模投資，等等。這個建議公之於世後，有些人攻擊它是“左派人士、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好走極端的經濟理論家”的玩意，更多的人則根本就未將其當回事。這也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方法遭到失敗的又一例證。

在業餘時間裡，鮑林夫婦曾經打算到古巴作一次旅行，但沒有成功；他們想方設法收集和研究與肯尼迪暗殺事件有關的資料。根據有關證據，鮑林確信，這次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