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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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憶裡，諾貝爾獎得主的祖國不派代表去迎接他們得獎的公民來挪威領獎，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對此，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迦納·賈恩感到很惱火，然而鮑林卻採取了不屑一顧的態度，認為這是美國國務院又一次作出的冷戰姿態，他已習以為常了。

鮑林在周圍群眾的熱烈歡迎中，喜笑顏開地告訴大家，他的四個孩子和孫子萊納斯三世也一起來了。他們打算在三天的時間裡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觀看火炬遊行，聆聽一系列演說。

頒獎儀式是在奧斯陸大學的節日大樓裡舉行的，到場的人很多。鮑林在領獎時作了一次簡短的發言，表示榮譽也屬於愛因斯坦、羅素和“其他成千上萬”為和平事業辛勤工作的人。結束時，還特別提到，有一個為正義事業奮鬥的人有權與他共享這一項獎勵：愛娃·海倫。“在爭取和平、反對壓迫的鬥爭中，她是一位不知疲倦並永遠鼓勵我前進的伴侶和同志，”他對在場聽眾說。“我在這裡，代表她，並以我個人的名義，對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慶祝活動過後，鮑林一家沒有馬上回國，他們又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幾個國家進行了觀光和旅遊。他們在奧斯陸與朋友們一起過了聖誕節，欣賞了瑞典和挪威冰天雪地的風光，然後到達哥本哈根慶賀新年。1月初，他們飛回紐約。此時，全世界和平人士總算找到了時間組織一次集會向鮑林致意。這次活動是由羅素、庫辛斯、施韋策和另外幾十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起的，地點是在遊艇飯店的大舞廳。大約有三千人到會，其中有來自匈牙利、錫蘭、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印度尼西亞的大使，還有來自加拿大、阿爾及利亞、巴西、蘇聯、以色利、印度和挪威的官方代表。這麼多人濟濟一堂，聽到了歷史學家亨利·斯蒂爾·科馬吉將鮑林比作為一位古雅典公民。他說，這些古雅典公民像鮑林一樣，“懂得幸福的秘密在於自由，自由的秘密在於有一顆勇敢的心。”那一天晚上，鮑林用他的諾貝爾演說詞將會議推向了高潮，結束時，會場中長時間響徹著暴風雨般的掌聲。

這是激動人心的宏大場面，但是，經過漫長的旅行再來參加這樣的會議，對體力可是個考驗。鮑林像年輕人一樣處處顯示出精力充沛的樣子——他在這次集會以後，又在美國東部拖著疲乏的身體作了一系列講演——但是，沒完沒了的活動，生活的滄桑造成情緒的緊張，終於把他拖垮了。有一次，寒潮襲擊紐約，鮑林夫婦不得已在雪地裡徒步一英里才回到下榻的旅館，兩個人都得了感冒。等到他們結束講演的旅程時——他們每到一處都要會見許多人，並且喜歡看到有大批熱情的聽眾——感冒已經轉化為嚴重的鼻炎。

2月份，他們回到加利福尼亞，此時，兩個人都已經精疲力竭，生病了。接下來，又開始張羅著搬家，開始了新的生活。

聖巴巴拉

“我們忙死了，”愛娃在1964年夏天給一位朋友寫信說。“性子又急，恨不得一下子把許許多多事做完。再說，搬家移居聖巴巴拉，任務比我們原先預料的要艱鉅得多。”愛娃剛剛將東西搬出梅德爾寓所，琳達和卡姆就搬了進去。孫兒孫女，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包裹，來來去去的人，一切都亂作一團糟。到了聖巴巴拉，將鮑林的書和個人物品一樣樣塞進較小的房子，又是一件苦差使。此外，他們還得制訂出在牧場建造新房子的規劃，到許多地方去講課，嘗試著在一個新的小鎮上定居。

諾貝爾獎帶來的熱鬧場面開始平靜下來。鮑林夫婦發現，聖巴巴拉是一個非常令人失望的地方。在洛杉磯，他們培養了一批自由派人士作他們的後盾，在此則一時還找不到那麼多的支持者；洛杉磯是一個特大型都會，而在這個孤城小鎮上，不免有些閉塞沉悶的感覺。“看來，這是一個相當偏僻的地方，”愛娃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我們十分想念所有的老朋友。”

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與鮑林原先的想象也不一樣。這一機構是福特基金會為共和黨創辦的，宗旨是“促進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規定的個人自由的原則”。為了實施這一比較含糊的綱領，該中心已經舉辦了一系列研討會，推出了若干出版物，並且召開過幾次正式的會議。

換句話說，口頭上已經談論得很多了。鮑林之所以對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感興趣，原因就在於這一機構是由哈欽斯①領導的。哈欽斯原先是芝加哥大學的校長，一位受到鮑林尊敬的自由派重要人物。鮑林曾希望利用這一中心以及它那些智囊式人物，最終將各方面力量集結在一起，實現他多年來為之奮鬥的目標：在科學的基礎上建立起道德的體系，藉助於這一體系，就像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