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黃埔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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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中國軍人》雜誌，運用馬列主義原理去觀察分析社會，提出了許多對中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軍隊建設具有重大理論貢獻、開創性的思想觀點。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較早地提出了爭奪黨的領導權問題，並付諸實踐。

早年中共中央對於爭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問題，認識是比較遲的。從1921年建黨開始，一直到1925年初黨的“四大”時才提出“領導權”問題，而對於更深一層的“爭”得領導權問題，只有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血的教訓面前，才有明確的認識，並付諸行動。即使在1927年6月，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還仍稱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為“領導國民革命”的黨。

作為共產黨人個體來說，最早提出“領導權”和“爭”的思想的是鄧中夏，時間在1924年11月和1925年5月。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特別能戰鬥”的觀點，已是1926年9月。在這一點上，黃埔軍校的共產黨人就很難能可貴，他們處於國共兩黨合作的最前沿陣地，從建校初就展開了爭奪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鬥爭。“青軍會”作為黨的一級外圍組織，莊嚴地提出了爭奪領導權問題。會刊創刊號公開以標語口號形式標出：“我們必須浸潤無產階級，讓他們瞭解他們偉大的歷史的使命。”說明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要宣傳組織無產階級，用馬列主義“浸潤”他們。《國民革命與工農階級》（載第7期）一文明確指出：“惟有工人農民是革命的”，“中華的國民革命惟有工農階級是真正主力軍……國民革命的成敗，也就在我們能否引導工農？拆帝國主義的臺？也就在我們怎樣聯絡全世界的工農階級，決定成效！在軍隊中的同志們，我們是工農階級的先鋒，我們對於這一點絕對不能忽視！”從這一段文字看出，“引導”、“聯絡”、“絕對不能忽視”等詞使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觀點躍然紙上。此時是1925年11月。也就在同時的東征途中，蔣介石曾向周恩來提出把軍中和軍校中的共產黨員以及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交給他，遭到了周恩來的婉言拒絕。

由上即見，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以周恩來為首的軍校共產黨人在關於黨的領導權問題上，的確比當時其他黨的大部分領導人早行一步，高出一籌。

2．反蔣思想的先聲。

從國民黨“一大”的召開到“中山艦事件”的發生，這兩年時間可謂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蜜月”時期。但是，昇平中潛伏著危機。國共兩黨通力合作雖擊敗“西山會議派”，而國民黨新右派也正在崛起。蔣介石在擔任了黃埔軍校校長後，他結黨營私，培植黨羽，排除異己，曾一度在黃埔要塞炮臺前豎起一面旗子，上書一個斗大的“蔣”字，滿腦子是封建思想和法西斯主義的大雜燴。他視共產黨人為隱患，叫囂“怎能讓老鼠咬了我的被窩”。

《中國軍人》雜誌刊載的孫中山像然而，國共合作是歷史所趨，蔣介石在羽毛未豐時，還得依靠共產黨的力量建設軍校，營築他發家的資本。儘管有時他掩飾不住內心的仇恨，對軍校共產黨人刻薄對待，但他在這時還不敢對共產黨翻臉。蔣介石玩弄兩面手法，欺騙了很多人，包括黃埔軍校共產黨人在建校初也未識破蔣的伎倆，甚至把他看做是最革命的左派。大多數共產黨人是在“中山艦事件”後，才有所醒悟，提出了一些反蔣思想。而引人注目稱奇的是，在“中山艦事件”發生的一年前，即在孫中山先生剛剛逝世，這時的蔣介石可謂大權在手，正躊躇滿志，《中國軍人》雜誌就載文大膽而又明確地提出了反蔣思想，這在當時可說是前所未有的事。無疑是一聲驚雷在蔣介石正走紅運的時刻炸響，對思想理論界是一個巨大的震動。併為以後的反蔣鬥爭樹立了榜樣，打下了思想基礎。

眾所周知，蔣介石是奉曾國藩為聖賢的，他把《曾胡治兵語錄》作為教材下發軍校學生，人手一冊。他還多次故弄玄虛，在請學生到他家中做客時，說他家中有“寶”，讓學生們自己找出。結果找出的竟是《曾胡治兵語錄》和《曾文正公家書》。可見蔣介石是如何用這些“經典”來訓導青年軍人的，以圖把黃埔學生訓練成他私人的御用工具。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更是肆無忌憚地大搞排共活動，組織起以專門對付共產黨的“孫文主義學會”。軍校共產黨人對此展開了堅決的鬥爭。

處於國共合作前沿陣地的軍校共產黨人，早對蔣介石的野心有所察覺，他們團結在以周恩來為首的軍校政治部周圍，對日漸露出殺機的國民黨新右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