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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吟的任命狀了，學校就讓收回換新的。由於黃埔一期畢業生在３個多月前已經畢業，有一部分同學已經離校，就沒有機會換髮，留校任職的第1期畢業同學大多數都換髮了。我的畢業證書就是賈伯濤同學的這一種，是在第一次東征攻克淡水後發的。那天，蔣校長還在大會上講了話，記得當時正值孫中山先生臥病北京協和醫院病情最嚴重的時候。可惜我的畢業證書在1949年12月入南嶽軍政大學時收交後弄丟了。我原屬程潛在廣州所辦講武堂的學生，是黃埔一期前幾個隊同學臨近畢業時才併入黃埔一期的。講武堂的學生被編為黃埔一期第6隊，比前幾個隊的同學在校又多學習了兩三個月，後於東征途中宣佈畢業。因此，潘學吟那種樣式的畢業證書，我沒有領過，但常見其他同學有這種畢業證書。”
蘇老談到這裡，很感慨地說：“若沒有當事人，這兩張不同樣式的畢業證書確實讓人難以理解。但那時我和王逸常同學畢業後都是留校任職的，我分配到第3期入伍生隊第8連當見習官，後調到政治部當幹事。王逸常畢業前就在中共黃埔特別支部當宣傳幹事，畢業後在周恩來領導下的政治部代理秘書，並負責過組織股工作。對這件畢業證書的事，我們是瞭解的，記憶是清楚的。可惜的是，王逸常同學前幾天剛去世，你們來晚了一步。現在剩下的黃埔一期同學也不多了。由於歷史的變故，黃埔校史可能還會留下一些疑難問題，希望你們這些研究黃埔校史的同志抓緊時間，提出問題，我們會盡力合作的。”
時任成都黃埔同學會理事、自貢市政協委員曹利生老人回憶道：“我於1925年春在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旋即赴日留學，進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進修，於1928年秋畢業回國。因此我沒有領到黃埔軍校第1期的畢業證書。我記得第1期有一批同學，在入校4個多月後即宣佈畢業，被派到北方胡景翼、靳雲鄂部任職。第1期學習訓練時間很短，到1924年11月就算到了期滿畢業時間。由於第1期同學分派到教導團工作有先有後，舉行畢業典禮時很多人都未能參加，所以很多人沒有領到畢業證書。那時，許多同學也沒有在意畢業證書的事。”
筆者還專訪了時任南京黃埔同學會會長的廖運澤老人，南京同學會理事、常州政協委員蔣超雄等老人。由於年代久遠，他們已難分辨出當年自己領的是哪一種畢業證書了。有的黃埔一期老人只記得是有換髮證書一事，並且兩種證書都領過；有的老人則十分肯定地說，在畢業時，正逢東征激戰中，除發了一柄佩劍外，其他什麼也沒發過，“東征打仗就算畢業”；有的老人則對兩種畢業證書持懷疑態度，卻又說不出道理，僅說記得蔣中正校長在一次講話中宣佈，畢業證書樣式已交孫中山先生審定。
由於兩種證書的長寬尺寸不同，頒發時間不同，潘學吟的那種證書在設計和印刷上顯得簡單一些，因此，也有人推測潘的那種證書有可能是校軍東征歸來後補發的。在所署時間上，有意提前到軍校最初宣佈第1期畢業時的1924年11月30日。
近年，筆者始看到黃埔一期畢業生賈伯濤曾撰寫過一篇關於畢業證書的化名文章。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1975年8月4日香港《晶報》，署名“王向武”，他寫道：
1974年初，我（王向武）隨美洲華僑團體，回臺參加慶祝（活動）並觀光，曾到巍峨堂皇大廈之國父（孫中山）紀念館參觀，看到黃埔軍校紀念部分內，陳列有許多照片，其中……懸有卒業證書影本一張，內文為“本校第一期學生賈伯濤按照本校規定步兵科教育修業期滿考試及格特給證書”，署名為：海陸軍大元帥、陸軍軍官學校總理孫文，校長蔣中正，
1984年6月，宋希濂等黃埔校友在廣州紀念會上喜相逢。
黨代表廖仲愷，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一日給。在日期上蓋有軍校長形關防大印，該證書上方正中，印有國父照片，左右有國黨旗交叉，下方無邊，似已被裁掉，看去非完整之原形。當時並未究其原因，後在友人處看到，黃埔軍校50週年校慶特刊內，亦刊有類同之圖片。稍後兩天，到國軍歷史資料館參觀，發現另外有一張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證書原件，單獨陳列一玻璃櫥內，甚為驚奇，細視之，與國父紀念館內所陳列之影本完全不同，而與普通學校之文憑形式相仿，已無國父署名，僅有校長蔣中正，黨代表汪精衛，內填畢業生為王錫鈞。乃引起我的好奇心，欲追究其誰是真的，誰是假的，何以同為第一期畢業生證書，為什麼有兩種形式的文憑？遂請教該館執事者。據答，兩種都是真的，陳列在國父紀念館之影本，系原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