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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新生事物。到蔣介石在廣州主辦黃埔軍校,聘請軍事教官時,除了主動表示援助的蘇聯顧問外,只有請南方各類雜牌軍隊中為數極其有限的保定軍校畢業生來任教官,如李濟深、鄧演達、張治中等。
蔣介石以“保定系”成員為主,開始培訓“子弟兵”。他在一生的政治軍事活動中,依靠的力量主要是“保定系”為前導的“黃埔系”。無論是東征時以黃埔畢業生為主的校軍、黨軍,還是北伐時期的國民革命軍第1軍,以及後來的南京政府的數百萬大軍,主要指揮官不少是保定軍校的畢業生;無論是東征時的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戰鬥,還是討伐北洋政府的戰鬥;無論是進行反共奪權的內戰,還是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保定軍校的畢業生都是重要的指揮官,協助蔣介石具體指揮各軍兵種。這是因為指揮數百萬的軍隊必然需要一大批高階將領,而蔣介石自己培訓的“黃埔系”還未成熟,羽翼未豐。因此,蔣對保定軍校這一清朝末年以來培養的具有現代軍事意識和基礎的將領,當然十分重視。而蔣又自稱是保定軍校較早的畢業生,所以,他對這些保定校友格外器重,分別授予高階職務,中下級職務則由黃埔生擔任。即使抗日戰爭全面開始後,“黃埔系”全面走上接班崗位,“保定系”也沒有全面退出歷史舞臺。
蔣介石在籌備黃埔軍校以前,無一兵一卒,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也僅處於二三流。所以,他要奪取國民黨內的領導權,沒有一批死心塌地的支持者是不可能成功的。再則他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先奪軍權,再奪黨權和政權的行為,受到多方面的質疑:一是黨內以西山會議派為代表的國民黨元老派,二是以胡漢民、汪精衛為首的現職黨內領袖,三是以閻錫山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這就需要一批基本的支援力量,“保定系”和“留日系”適應了這一形勢,他們和蔣介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忠於蔣介石以反共為核心的軍事路線。特別是“保定系”,成為蔣介石的基本支援力量。
軍事教官陳誠“保定系”之所以被蔣介石所用,為南京政府效力,這是因為他們也有所求,蔣介石和南京政府能夠提供他們需要的一切。當年報考保定軍校的青年,除了身體素質要好以外,還需要相當的文化知識,可以算是社會上的人才,他們如果不進軍校,運用自己的智力進入普通大學,也很有可能在其他領域有所成就。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他們投身軍旅,除了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以外,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追求,希冀有所成功,光宗耀祖。陳誠就是典型個案,他原畢業於浙江體育專科學校,後考入保定軍校,以後又留學日本。當時不少人認識到,在被稱為“東亞病夫”的舊中國,要靠當一個體育教師或從事其他行業,永無出頭之日,在“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裡,升官的捷徑就是從軍。這一從封建社會延續下來的追求功名的道路,對他們有著很強的吸引力。
1917年8月,孫中山南下護法,組織軍政府,進行北伐,作為國民黨的第一支軍隊,粵軍陳炯明部應運而生,粵軍需要大批人才,以及“護法”、“北伐”這樣的政治口號,對於當時的軍校畢業生同樣有吸引力。特別是蔣介石籌備國民黨第一所正規軍校黃埔軍校,對於保定軍校的畢業生來說,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他們紛紛南下,投奔蔣介石。這一時期,中國正處於大變革、大動盪、大改組時期,只要選準目標,有著不可估量的前程,這為保定軍校骨幹的成功提供了可能。因此說,蔣介石和保定軍校系的緊密關係,是相互需要和相互支援以及相互利用,當然,蔣介石是主導的一方,他在“保定系”中始終處於領袖地位。
“保定系”在國民黨軍事史上的地位,從蔣介石執政後的第一批授銜時人選也可以看出來。1935年4月2日,特級上將蔣介石任命第一批將軍時,一級上將有9人:閻錫山、李宗仁、馮玉祥、張學良、何應欽、朱培德、陳濟棠、唐生智、陳紹寬。4月3日,任命二級上將20人:陳調元、韓復榘、宋哲元、劉峙、于學忠、商震、白崇禧、徐源泉、萬福麟、劉鎮華、顧祝同、何成俊、傅作義、蔣鼎文、劉湘、徐永昌、龍雲、朱紹良、何鍵、楊虎城。4月4日,任命中將89人:楊傑、賀耀祖、錢大鈞、陳誠、衛立煌、夏鬥寅、孫連仲、陳繼承、上官雲相、薛嶽、羅卓英、谷正倫、周巖、陶峙嶽、萬耀煌、湯恩伯、吳奇偉、周渾元、張自忠等。在這118名將軍中,相當部分屬於“保定系”。特別是後期,在上述人員中有不少地方實力派的名額,開始大幅度減少。從次年起蔣介石授銜的名單中,主要屬於“保定系”、“留日系”和“黃埔系”的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