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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軍各15人，計75人；國民黨先烈家屬20人；留有9個人的名額作為機動。另招備取生30人至50人。
廖仲愷作為大元帥府的財政部長，受孫中山的委託，一直參與軍校的籌備工作並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他在校務籌備會上說：“創辦本黨軍官學校，近日在剛剛結束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獲一致透過。這次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各項政策。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來到了，軍官學校的籌辦，將是湧於潮頭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浪花。在這次會議結束時，已經提請兩黨同志回去後在全國各地為本校招生。我們一定要把那些優秀的、忠實於本黨主義的人才集合到本黨的旗幟下。現在，這裡的各項籌備工作要抓緊，加快落實。南堤2號，現已經成了全國關注的中心，諸位一定要不辱使命。”
南堤2號門前自掛出了黃埔軍校籌備處的牌子後，門裡門外開始忙碌起來，人群絡繹不絕。與此同時，市內的大街小巷也貼出了黃埔軍校的《招生簡章》。招生條件要求“明白主義”，學歷上要求中學或相當於中學畢業，身體要求“強健”、無眼病、無肺病和性病。考試要求筆試口試，考試內容是作文、政治和數學。黃埔軍校招生雖說是全國性的，但實行起來困難很大。在國民黨有一定影響的幾個省份和地區，可以在《民國日報》上登幾則啟事。但在軍閥盤踞的多數省份，卻不能公開招生，甚至有的省份的軍閥竟下令學生不得出省一步。那時的國民黨組織鬆散，對在全國招生無能為力。眼看著各地報考工作要落空，孫中山焦急萬分，廖仲愷急忙找到中共總書記陳獨秀。陳獨秀召集在國民黨中任職的中共黨員譚平山和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決定以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名義向各地組織發電，衝破軍閥障礙，挑選優秀分子赴廣州應試。
1924年，毛澤東在廣州。幫助黃埔軍校招收人才，最不遺餘力的還有時年31歲的毛澤東，他精力過人，膽大心細。查閱《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第一至第四隊詳細調查表》，可見在學生親筆填寫的“入校介紹人”一欄中，有5名湖南學生的入校介紹人中都有毛澤東的名字，這5人是：新田縣的蔣先雲，耒陽縣的伍文生和李漢藩，衡山縣的趙楠，醴陵縣的張際春（非後來的解放軍第2野戰軍副政委張際春，兩人同名同姓同鄉，考入黃埔軍校第1期的張際春畢業後曾任國民革命軍團長，在蘇聯學習兩年回國後到上海中央軍委工作，曾擔任上海總工會糾察隊副總指揮，1933年病逝）。1924年3月，由毛澤東出面在軍閥孫傳芳的眼皮底下，在上海秘密組織了一個黃埔軍校分考場。所謂分考場是指整個長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到這裡集中，經過篩選，再赴廣州參加總考。毛澤東在這裡給許多人發放了路費和證明，送他們登上南下的火車和輪船，多年後這些熱血青年還記得，在送別的時刻，毛澤東都會說一句“讓我們相會在廣州”，都記得毛澤東在碼頭上那清瘦的身影和真誠的祝願。
廖仲愷在1924年的題詞籌備軍校的各項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自然也就涉及到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這就是關於校長的人選。本來軍校校長是由孫中山本人兼任的，但是他考慮到自己的身體狀況等原因，不適宜做具體的校務工作，於是最初決定讓程潛擔任校長一職，而以蔣介石、李濟深為副校長。誰知蔣介石不願在程潛之下，對孫中山的這一安排大為不滿。本來由孫中山任校長，蔣介石無話可說，但當孫中山透露出不兼任校長之職時，蔣介石則對校長一職志在必得，他耍起了政客的慣用手段。2月21日，蔣介石未經孫中山和廖仲愷的同意，就宣佈軍校不辦了，並擅自發給教職員離職津貼，企圖解散籌委會。他寫了一份辭職書，說“籌備處已移交廖仲愷先生代為交卸”，便不辭而別。孫中山與廖仲愷對蔣介石的行為十分不滿。廖仲愷當即對籌委會的工作人員說：“辦黃埔是黨要辦的，而且一定要辦成。”“蔣介石不要辦，或因此辦不成，蔣先生要開罪於全黨。”
蔣介石辭去軍校籌備委員長職務後，擅自離開廣州，跑到上海消極對抗。他給廖仲愷的信中託詞說明他為什麼要離廣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對孫中山的政績不滿，二是對廖仲愷的財政不滿，三是對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不信任。另一方面，蔣介石又委託張靜江找孫中山說情，明言他想當這個校長。
孫中山在蔣介石的辭職書上批覆：“務須任勞任怨，百折不回，從窮苦中去奮鬥，故不準辭職。”為了不影響軍校籌備工作的程序，2月23日，孫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愷兼理籌委會委員長之職，同時邀請鄧演達、葉劍英等一道辦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愷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