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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的水平太差因此有些猶豫：“嗯保爾啊他剛剛出門。”
保爾說：“我有要事要找他。”
“我看看能否趕上他。”他說。我開啟門朝樓下看看並喊叫著：“艾爾艾爾！”我回來了告訴保爾說艾爾馬上就過來。
保爾大笑說：“他在那裡幹什麼在窗戶外上吊嗎？”
我猜保爾太瞭解我了他知道艾爾一直都在那裡。艾爾接過電話保爾要他開車到棕櫚灘商量工作上的事情。我感覺十分失望自己的一點自由時間又被佔用了。
1966年佛羅里達的《今日報》啟動了艾爾的旅行增多了。他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少。在羅切斯特的時候他只是做些趕上當地別家報紙的事情。在家裡他越來越沉悶了心情焦躁指東說西總是不滿。我問他哪裡出了問題他說是工作上的事情。
更大份更冷的冰塊
我比以前花更大的心事處理好簡和丹的事情把家裡整得乾乾淨淨好讓他在家裡的時候過得更開心一些。我努力把家裡弄得十分安逸。哪怕我知道從邁阿密的那些日子以來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還是上街去購買時髦的東西嘗試新式髮型為的是要讓自己在艾爾眼裡更漂亮一些。我甚至都給他倒更大份、更多冰的馬爹利酒。
慢慢地我開始感覺到我們婚姻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已經悄悄溜走了。
我永遠無法理解艾爾為什麼那麼容易變化。他會因為某件事情大發雷霆之後像一陣暴風雨過後又來天真地問：“出了什麼事？”因為此時他注意到我已經沉悶起來不太愛出聲。
在婚姻的最後一年丹準備考大學簡跟她自己的一幫高中朋友一起在自己的世界裡生活。我在一次插花比賽活動中得了藍絲帶獎而且還接受了一位記者的採訪。那天晚上我跟他們三個人念報紙專欄裡面關於我的一篇文章：“洛萊塔·紐哈斯愛家庭愛園藝和藝術。”那個標題把一切都總結出來了讓我感覺十分特別但是艾爾、丹和簡只是對我獲獎的事情說了一般性的讚揚話。
這個家庭的啦啦隊員發現很難吸引別人為自己當啦啦隊長了。
我知道1972年1月在夏威夷開出版人大會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極糟糕的事情。我和艾爾原來計劃會後去夏威夷各島看看的。我覺得那是放鬆自己的機會兩個人可以一起欣賞天堂之美。但是各個島嶼當時都下雨天色陰沉結果艾爾在我身旁更是出神更沒有多少話說了。
我們回家的時候就跟陌生人一樣。兩個人之間的交流隔閡更大了。我經常會提出一個問題得到一個簡短的回答之後就是沉默。有一天晚上我感覺絕望最後終於爆發出來：“我不知道到底哪裡出了問題。你又不願意告訴我。兩個人這麼生活下去不是個辦法。也許只有離婚才能解決問題。”
他一下子抓住我擁抱我然後激動地問：“你是說真的吧？”他的反應讓我的心涼透了。
“還有別的辦法嗎？”我問“我盡一切努力想讓你告訴我到底哪裡出了問題你想離婚嗎？”
“想啊我想得到自由。”他說“我會永遠喜歡你愛你但是我想自由想開始自己的新生活。”
聽到他的這些話我的心死了。我16歲的時候十分尊敬的一個男人現在想要下車了他想走遠去。
文明的離婚
我們的離婚過程十分文明。艾爾拿出來的離婚方案十分公平最後還十分慷慨。
我們是在佛羅里達提出離婚案的因為我們的第二個家在那裡也因為那裡有“無過錯”離婚法。
等待最後的離婚判決的那個晚上我們在迪蘭德縣城見面。兩個人一起吃晚飯作為丈夫和妻子最後住了一回飯店最後十分敏感和熱情地做了一回愛。
第二天兩個人都沒有流淚至少在拿到最後檔案並彼此說再見的時候沒有流淚。
26年以來我第一次感覺自己沒有身份了不知道自己是誰。傷害感、絕望感和對自己未來的焦慮感壓倒一切。離婚幾個月後我還在自己上課的畫室裡擺放著自己的一幅自畫像。那幅自畫像是慘白和黑色的基調到今天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離婚以後的幾年裡一種嶄新的、更強烈的身份感慢慢出現了假如我和艾爾仍然保持結婚狀態那種感覺可能永遠也不會出現。
自從離婚以後艾爾一直在幫忙在支援我還在業務方面幫助我。他在丹和簡的事情上很費心跟他們保持密切關係也很關照他們。我有時候會在加內特公司的社交活動中分享“紐哈斯之家”的榮譽。
今天艾爾看起來像是個老朋友。我們經常通一通電話商量在社交場所彼此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