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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炎症。王肝他孃的子宮脫出蔭。道，像個爛梨，可王腿還想要個兒子！哪天我要碰到他……還有陳鼻，你娘也有病……
母親打斷姑姑的話，呵斥我：滾，跟你的狐朋狗友出去玩，別在這裡討嫌！
走到衚衕裡，王肝說：小跑，你要請我們吃炒花生！
為什麼要我請你們吃炒花生？
因為我們有秘密要告訴你。陳鼻說。
什麼秘密？
你先請我們吃花生。
我沒有錢。
你怎麼沒有錢？陳鼻道，你從國營農場的機耕隊那裡偷了一塊廢銅，賣了一塊二毛錢，當我們不知道？
不是偷的，我急忙辯白，是他們扔掉不要的。
就算不是偷的，但賣了一塊二毛錢是真的吧？快請客吧！王肝指指打穀場邊那架鞦韆。很多人圍在那裡，鞦韆嘎啦嘎啦響著。那裡有個老頭兒在賣炒花生。
等我把三毛錢的花生平均分配完畢後，王肝嚴肅地說：小跑，你姑姑要嫁給縣委書記做填房夫人了！
胡說！我說。
你姑姑成了縣委書記的夫人，你們家就要跟著沾光了，陳鼻說，你大哥，你二哥，你姐姐，還有你，很快就會調到城裡去，安排工作，吃國庫糧，上大學，當幹部，到那時候，你可不要忘記我們啊！
那個“小獅子”，可真美麗啊！王肝突然冒出了一句。
第一章14
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時，家長去公社落戶口，可以領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兩斤豆油。生了雙胞胎的可以獲得加倍的獎勵。家長們看著那些金黃色的豆油，捻著散發出油墨香氣的布票，一個個眼睛潮溼，心懷感激。還是新社會好啊！生了孩子還給東西，我母親說：國家缺人呢，國家等著用人呢，國家珍貴人呢。
人民群眾心懷感激的同時，都暗暗地下了決心，一定要多生孩子，報答國家的恩情。公社糧庫保管員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學肖下唇的母親——已經給肖下唇生了三個妹妹，最小的那個還沒斷奶，肚子又鼓了起來。我放牛回來時，經常看到肖上唇騎著一輛破腳踏車從小橋上經過。他身體胖大，腳踏車不堪重負，發出吱吱扭扭的聲音。經常有村裡人開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紀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著回答：不能空，為國家造人嘛，必須不辭勞苦！
1965年底，急劇增長的人口，讓上頭感到了壓力。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計劃生育高潮掀了起來。政府提出口號：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縣電影隊下來放電影時，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燈片普及計劃生育知識。當銀幕上出現那些男女生殖器的誇張圖形時，黑暗中的觀眾發出一陣陣怪叫和狂笑。我們這些半大孩子跟著瞎起鬨，很多年輕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這樣的避孕宣傳簡直就像催生的春藥，縣劇團組織了十幾個小分隊，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戲《半邊天》，批判重男輕女思想。
此時姑姑已是公社衛生院婦產科主任，併兼任公社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是公社黨委書記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掛名而已，我姑姑實際上是我們公社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者、組織者，同時也是實施者。
姑姑那時身體略有發胖，那口令人羨慕的白牙也因無暇刷洗而發黃。她的聲音嘶啞，有了幾分男人嗓，我們經常能在高音喇叭裡聽到她的講話。
姑姑的講話大多是以這樣幾句話開場：敲鑼賣糖，各幹一行。幹什麼吆喝什麼。三句話不離本行。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計劃生育……
那段時間裡，姑姑的群眾威信有所下降，連我們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們也開始說她的壞話。
儘管姑姑不遺餘力地狠抓計劃生育，但收效甚微，老鄉們根本不接茬。縣劇團到我們村演出，當那女主角在臺上高唱：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時，王肝的爹王腳在臺下高聲叫罵：放屁！都一樣？誰敢說都一樣？！——臺下群眾群起響應，胡吵鬧，亂嚷叫。磚頭瓦片，齊齊地扔到臺上。演員抱頭鼠竄。王腳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著酒勁兒，野性發作，分開眾人，跳上舞臺，前仰後合，指手畫腳，發表演說：你們管天管地，還能管著老百姓生孩子？有本事你們找根麻繩把女人的傢什都縫上吧。臺下觀眾鬨堂大笑。王腳更來了狗精神，從舞臺上撿起一塊瓦片，瞄準那盞掛在幕前橫杆上、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汽燈，猛地投上去。汽燈應聲熄滅，臺上臺下一團漆黑。——為此王腳被拘留半個月，放出來後，他依然不服，氣洶洶地逢人便說：有本事把老子的機巴割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