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第1部分 (第3/4頁)

父母。無論是吃早飯時，還是吃午飯時，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飯時，我都能見到父親。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交談，為此我很感激我的家庭。

我父親是經營雜貨店的專家。他總是爭取提供優質貨品，商店的佈置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櫃檯的後邊有3排用紅木做的盛香料的抽屜，銅質把手鋥光剔亮、櫃子看起來金碧輝煌。櫃子上放著大型黑漆茶罐。有時分給我的活是把袋裝或箱裝的茶、糖或餅乾分裝成一磅或兩磅的小袋。在房子的後部有一個涼爽房間，我們稱作“老麵包房”，那裡掛著鹹肉，需要剔骨，切成細片。整個房間裡瀰漫著香料、咖啡和燻肉的宜人香味。

我出生在一個講求實際、嚴肅認真、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實際上，我父親在格蘭瑟姆及其附近還是一個擔任傳教的居士，經常有人請他去傳教。他的佈道很有感召力，知識性很強。有一天我問他，他佈道時為什麼用一種“說教的語調”，他聽後大吃一驚。我想他自己並沒有感覺到。這是對福音的一種下意識的虔誠，與他開會或討論時事時的平淡聲調大不相同。

衛理公會教是我們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11點，全家去教堂作禮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學校，下午也去主日學校。從12歲起，我為唱聖歌的小孩子伴奏鋼琴。那時我的父母還常去教堂作晚禮拜。

活動太多了我覺得並非是好事。我記得有幾次我曾設法逃脫。我對我的父親說，我的小朋友們不去教堂，他們能夠出去散步。父親回答說：“不要因為別人這麼做，你也這麼做。”這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當我提出想學跳舞時，他這麼說；當我有時提出想去看電影或外出到某個地方去玩時，他也是這麼說。不管當時我的感受如何，這種情操正如對我父親一樣對我也起了好的作用。

然而，我父親的責任感也總有其慈善的一面，這一點並不是人人都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窮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是那些勤奮工作略有積蓄的人家，其體面的生活也岌岌可危，並不輕鬆。他們生活在刀刃上，擔心一旦災難降臨，或者稍有鬆懈，手頭稍有放鬆，就可能債臺高築，被投入貧困的深淵。朝不保夕的生活往往使那些懷著最好的希望的人們變得冷酷無情，對人缺少寬容。我記得我父親與一位教友討論一位朋友的“浪子”。他把父母的積蓄揮霍殆盡，身無分文，帶著年輕的一家，來到父母的家門。那位教友的觀點很清楚：那個孩子不好，永遠也不會變好，應該把他趕出家門。我父親的回答在我的記憶中栩栩如生，他說：兒子就是兒子，當他上門求援時，應該用家庭的全部愛和溫暖來歡迎他。即使天塌下來，人總得有家可歸。

由此可見，我的父親是一個具有堅定原則的人。我母親總是說：“你父親總是堅持他的原則。”但是，他不主張在應用這些原則時影響別人的生活。他當市議員和後來當高階參議員時碰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即安息日的活動安排問題。在那個年代，在格蘭瑟姆以及其他地方，電影院在安息日大都關閉。但在大戰期間我父親採取了一種實用主義做法，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做法。他支援電影院星期天開放，這樣可以使附近的駐軍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攪那些在安息日想安靜下來沉思冥想的人們。同時，他強烈反對（儘管沒有成功）開放公園進行文體活動。他認為那樣會破壞別人的安寧。他把星期天看作一個特殊的日子，但在具體做法上又有靈活性。我雖然是個女孩，我對這些限制不以為然。但現在我可以體會到，只要合乎情理，我的父親這個具有高度原則性的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做出讓步。

不因別人持有不同意見或得不到別人的支援而改變自己的信念，這些正直的品質在我的少年時期就灌輸進了我的頭腦。1936年我11歲時得到一本《畢比年刊》。約瑟夫·畢比是利物浦的一個製造商。他掙了一筆為數可觀的家產，用其中一部分編了一本宗教雜誌，這是一種稀奇的組合，有人物介紹，有家庭哲理，還有漂亮的名畫複製品。我當時還小，不知道他宣揚的是通神論（通神論是神秘主義、基督教義和“東方智慧的混合物，有的內容有意義，有的內容是胡言亂語。——譯者注）。但是年刊是我最為珍貴的物品之一。首先，我從中學了一些歌謠，現在即席講話時我還在引用，因為隨著我的成長，我的許多感受在其中得到了體現。

一條船駛向東方。另一條船駛向西方，

它們乘的是同一股風；

是船帆，而不是風，

決定了船的航向。

埃拉·惠勒·威爾科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