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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見。）我呼籲人們支援保守黨的主要論據是如果選擇保守黨，我們就能讓丘吉爾繼續負責外交政策。事實上，如果丘吉爾能任職到1945年7月波茨坦會議之後，戰後世界看起來或許至少會有所不同。
像牛津大學保守黨學生會的許多成員一樣，我聽了保守黨中央總部的斯特拉·蓋特豪斯夫人講的關於公眾講演的課。她強調錶達要簡明，儘可能少用專業術語。其實在選舉會議上，當你從來不知道候選人到達之前你要發言多長時間的時候，有一點喋喋不休是很有用的。但是，對我個人來講，最有價值的經歷還是當一個富有幽默感但又挑剔的聽眾提問時，這時我不得不獨立思考答案，有一次，一位老人在一次這樣的會議上給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它在很長時間裡影響了我對福利的看法，我記得他問道：“就因為我節省了一點自己的錢，就不給我‘援助”。如果我把錢都花光，他們就會幫助我了。“這是對新福利國家不久就要擺在政治家面前的艱難選擇的一個早期警告。
投票日過後3個星期，海外選票和服役人員的選票已經送回英國，這時我來到斯萊福德的計票站。在我們等待格蘭瑟姆選舉結果的時候，關於其他地方的選舉結果陸續傳來一些訊息。情況很糟糕，並且越來越壞，工黨佔了壓倒優勢，保守黨內閣部長們一個接一個地被擊敗。不久我們自己的候選人也失敗了。我感到很震驚也很難過。我回到格蘭瑟姆，在“電影屋”影院的螢幕上看到更多的結果顯示出來。情況並沒有好轉。我只是不能理解選民們怎麼能這樣對待丘吉爾。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一位朋友，我一直以為他是保守黨的鐵桿支持者，我對他說這個壞訊息如何使我震驚。可是他一點也不震驚。相反，他說他認為這是個好訊息。這使我更加迷惑不解。當時我感到英國人這樣對待這個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強有力地保障了他們的自由的人是可恥的。但是，埃德蒙·伯克不是說過嗎：“完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無恥的東西”。回頭看看，1945年到1951年工黨的執政，似乎是戰時在英國起主導作用的集體主義精神的合乎邏輯的體現。這種集體主義還要在英國盛行35年——塑造並扭曲英國社會，然後在1979年那個“不滿的冬天”垮臺。當時，大家都清楚，需要對保守黨的原則和政策進行根本性的重新評估。我們在牛津像在其他地方一樣，都感受到了這一點。在一份由我和邁克爾·肯欽·史密斯和斯坦利·莫斯於1945年第三個學期合寫的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政策委員會的報告中，我們提到了這一點。這份報告並不比任何其他保守黨本科畢業生的論文包含更多深奧的觀點。它提到的兩個主題都是我們多次聽到的——更多地研究政策並更好地闡述它。
這個建議可能有一些可取之處。也許關於保守黨“形象”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我們似乎已經迷路，儘管我們的政策具有連續性，但這些政策似乎都是專為有錢人而不是普通人制定的。正如我們那份報告所說：“保守黨的政策在公眾眼裡只是意味著一系列解決個別問題的行政措施，在某些領域裡與一些毫無道理的偏見和富有階級的私利聯絡在一起。”這種指責當然是不公正的。假如保守黨贏得了1945年大選，我們仍然會建立福利國家制度——當然，直接使用公共開支會少一些，並讓私營部門和自願捐助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當時認為保守主義就是維護既得利益、反對變化和改革的看法是很有影響力的。
1946年3月，我成為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的司庫，同月晚些時候作為牛津大學代表之一出席了在倫敦的沃爾多夫飯店舉行的保守黨大學生聯合會的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我非常高興，我講話支援更多的工人階級出身的人士參與大學的保守黨政治活動，我感到我們有必要丟棄那些令人感到沉悶的、謹小慎微的保守黨觀念。這並不是說像社會主義者（並不很坦率地）聲稱的那樣我希望有一個無階級的社會，而是因為我確實沒有發現階級有多麼重要。每個人都可以給生活一些獨特的東西，而他們的責任就是去開發這些才能——各種出身背景都可以孕育英雄。如同我在那次會議上所講的：“我們都聽到了關於這個時代是普通人的時代的論調——但是請不要忘記也需要非同尋常的人。 ” 我想或許本來還可以加上“婦女”二字。
1946年10月，我當選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主席，成為第三位擔任該職的婦女。那年夏天我透過了期末考試並開始了四年級的爭取化學學士學位的研究工作，因此，我有較多的時間參加政治活動。比如，我平生第一次出席了那年在布萊克普爾市召開的保守黨年會。我立即被吸收入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