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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他居然變得很傳統了。不過我們共同的宗教根源使我們之間存在一定的互諒。託尼當選學生會主席時，我還應邀去參加了慶祝會，他的父親斯但斯蓋特子爵也出席了這次慶祝會。託尼嚴守新教教規，慶祝會沒有準備任何酒。
還有一個辯才，名叫肯尼思·哈里斯。他同愛德華·博伊爾以及託尼·本一道在美國舉辦了歷時數月的巡迴示範辯論。後來他在政治新聞界位居高職。我們曾多次會面，特別是在他為我撰寫傳記的時候。
作為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的一名幹事，我自然而然地參與了1945年的大選活動。在牛津，我忙於牛津市下院議員昆廷·郝格的競選活動。此後，我返回格蘭瑟姆幫助空軍少校沃思競選，他想戰勝並取代當時在位的獨立人士丹尼斯·肯德爾。
現在回想起來，未來會發生些什麼，完全應在我們的預料之中。由於一些神秘而不可抗拒的法則因素，戰爭總是加強了國家的控制和主張加強國家控制的人的地位。我丈夫丹尼斯認為，在軍隊中，人員的背景各異，而又空前地湊在一起，結果只能導致社會良心的深切苦痛，人們因此要求國家介入並改良社會條件。他是在我們結婚後向我闡述這一觀點的。但不管怎麼樣，保守黨在戰時的幾次大選中普遍表現極差，總的看來，我們的得票率呈下降趨勢。當時沒有人注意民意測驗結果，其實民意測驗也反映了同樣的情況。如同我指出的那樣，敦刻爾克戰役後，左翼勢力很成功地將綏靖政策全部歸咎於保守黨，並且用巧妙的手法把丘吉爾同他所領導的黨疏遠開來。人們忘記了，工黨甚至曾經反對鮑德溫和張怕倫進行的有限軍備建設。
另外、其他因素也在產生影響，應戰時局勢需要而實行的集中控制經濟使許多人養成了一種本質上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思維和心態。眾所周知，軍隊中左翼知識分子們透過軍隊教育小組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奈傑爾就此曾評論道：“這是唯一的一個在勝利的旗幟下參加大選的軍團。”在國內，電臺的播音員們諸如J·B·普利斯特利的播音聽起來熨貼入耳，實則是沿著左翼的方向作理想主義的解釋。誠然，以丘吉爾為首的保守黨由於全神貫注於戰爭的緊迫任務，許多國內政策，尤其是和平日程的制定任務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聯合政府中的社會主義分子手中。丘吉爾本人希望國民政府至少能維持到日本被擊敗以後，考慮到蘇聯日見增長的威脅力，也許還要維護更長時間。但是工黨另有打算。不難理解，它希望沿襲它的集體主義衣缽。
因此，到了1945年，我們保守黨人便面臨著兩大嚴重問題，後來局勢表明也是無法克服的問題。首先，工黨在對他們有利的問題上與我們展開爭鬥，並總是勝我們一籌。大約兩年多來，丘吉爾在談論戰後“重建”的問題。作為此項計劃的一部分，制定了拉布·巴特勒提出的教育法。此外，我們在我們的競選宣言承諾執行1944年《就業白皮書》中的所謂“充分就業”政策；一項大規模的建房計劃；接受自由黨著名社會改革者貝弗裡奇勳爵提出的國民保險福利的大部分建議以及一項全面的國民醫療保健計劃。另外，我們無法理所當然地獲得戰爭勝利的榮譽（到這時為止這樣說對保守黨是合適的），更無法去聲討工黨的不負責任行為和極端主義做法了，因為艾德禮及其同事們從1940年起就同政府內的保守黨人並肩合作。畢竟無論如何，舉國上下都為戰爭做出了努力。
我至今還十分清楚地記得坐在薩默維爾學院的公共教室裡收聽丘吉爾那段著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 競選廣播時的情景， 他的講話實際上在說社會主義需要“某種蓋世太保”來強制執行。當時我想，“他走得大遠了”。儘管社會主義和強制之間從邏輯上講確實有聯絡，但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這種論調是讓人無法信服的。我在牛津的競選會議上聽到過類似論調的政治辯論。我知道它會遇到什麼樣的駁斥，比如人那麼丘吉爾不在的時候，是誰在管理國家？是艾德禮先生。“我發現當時對這種論調的反應正是如此。
回到格蘭瑟姆，我成為保守黨候選人村級會議的“加溫”講演人之一。那時候，參加公眾會議的人比現在要多得多，他們希望他們的錢沒有白花。我經常是一個晚上在好幾個會上發言。現在回頭看看那時當地報紙對我發言的報道，絕大部分內容我仍然是贊同的。比如德國一定要實行非軍事化，受到審判。英國要與美國合作，也要和蘇聯（就不那麼現實了）合作。不列顛帝國，這個全世界有史以來各民族最重要的一個群體，永遠不可解體。（這或許也不太現實—但我對不列顛帝國未來的看法在大戰勝利後並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