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第48部分 (第3/4頁)

特·馬爾登最近在一次大選中獲勝。他是一個混合型別的政治家：精力旺盛，舉止得當，但令人驚奇的是他的經濟思想與政治哲學很混亂，因而相應地比8年後接替他的工黨政府更加主張進行政府幹預。他有點兒像個與馬爾科姆·弗雷澤並肩站立的彪形大漢，後者是個高個兒牧場主，在總督約翰·克爾不無爭議地免去前工黨總理高夫·惠特拉姆的職務之後，於1975年威為澳大利亞總理。一個右翼政府在澳大利亞執政，如同在紐西蘭那樣，使我感到高興。但是我從來沒有同馬爾科姆·弗雷澤建立起任何真正的友誼。我們的觀點和態度迥然不同。

鮑勃·馬爾登和馬爾科姆·弗雷澤兩個人都不想進行建立有效的自由企業經濟所需要的改革。塑造他們兩人的政治文化基礎是幾乎跨越整個世紀的保護主義經濟和發達的福利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到10年這兩個國家的工黨就都開始徹底撤銷了這些國家主義的機制。但在我1976年抵達這裡時，也許是由於大眾輿論尚未發生充分變化，自由市場經濟在政治上還不可行。我想當我在堪培拉向澳大利亞自由黨（相當於英國的保守黨）聯邦理事會發表講話時情況可能就是這樣。我在我的講話中包括了一些更富哲理的論斷，我在英國的這類講話中總是插入這類論斷。確實，我特別想這樣做，因為我一直在閱讀索爾仁尼琴的小說《第一個圓圈》，每天看到半夜一、二點鐘，這本書是我在飛機場買的，它使我對自由與民主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思考。講話結束時的掌聲遠非震耳欲聾、並且從隨後的評論中使我明白澳大利亞具有保守思想的聽眾是不習慣於這種沒有負疚感的保守主義的。

我對布羅肯希爾的訪問向我提供了一個動向。這是一個由礦工工會控制並主要由他們擁有的內地城鎮。工會領導人見到我時很高興，也相當驚訝。他們自豪地告訴我，如不加入工會誰也不能在這城鎮中生活或工作。鎮上的一個酒吧間最近對這裡的規章表示異議，其直接結果就是遭到抵制並被迫關閉。我的嚮導們對這一公然違背自由的行為完全泰然自若，實際上還違反常情地感到高興。我不禁冥想我是否已經提前看到了英國的前途。

從這次訪問澳大利亞之行中獲得的我所珍視的一段回憶是我僅有的一次同羅伯特。孟席斯爵士的會見，他擔任總理許多年並且是英國的一位偉大朋友。他正生病，不再能夠走路，但是人們一眼就能看到這位澳大利亞重要政治家和丘吉爾帝國戰時內閣成員的個性威力，雖然一度使他成為著名的政治拳擊家的諷刺才智比過去少了一點。他表示他已閱讀過我最近的大部分講話，尤其是那些告誡人們警惕蘇聯新的侵略的講話時，我感到很滿意。我被提醒說，當大英帝國還是一個世界大國時，已趨於成熟的那一代政治家保持著全球觀點。這是他們的眼界比較狹小的後繼者們所缺少的。這不是我最後一次聽到這種提醒。當我發現自己受到這位卓越人物的讚美時，這使我更加深信我是正確的，主張緩和的權勢集團是錯誤的。

第二年（1977年）4月當我訪問中國時我從一個很不相同的來源獲得了同一種類的令人鼓舞的肯定。中國人對我的瞭解比我對他們的瞭解多得多。他們欣賞我在赫爾辛基和肯星頓的講話，　並且把我看作一名有價值的反對他們稱之為蘇聯“霸權主義”的新成員。我的女兒卡羅爾也來了：她已決定要在澳大利亞開始她的職業生涯，而我也已說服她取道中國外出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是很有趣的，而且她是大多的官方莊重禮儀的一副很好的解毒藥。在隨行人員中還有另外兩個人——我的議會私人秘書之一約翰。斯但利和道格拉斯·赫德，後者曾經是我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他擁有關於中國的淵博知識和軼聞。道格拉斯命名我們為：“四人幫”。

驅車進入北京之前我在北京飛機場受到中國外交部長黃華的迎接。當時正值旱季，天氣熱，到處都是塵上飛揚，靜電干擾很重，因此人們告誡我不要帶絲綢服裝。那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側廳中舉行了宴會，我是貴賓。一箇中國管絃樂隊演奏了一系列西方古老的受人們喜愛的樂曲，包括照例必有的《綠袖子》。我已經多多少少掌握了使用筷子的先進方法，但是我們仍然發現有幾樣中國精美的食物對我沒有吸引力。我讓海參和魚肚從我旁邊傳過去了。中國人喝茅臺酒——一種用穀物釀製的烈性酒——並有用它不停地敬酒的習慣。我很高興看到在場的英國新聞記者們很欣賞這種做法。但這一習慣造成了不少危險的社會問題。然而，幸運的是，我推測對婦女來說只不過啄飲而已，而不是一口喝下這種致命的烈酒。

3天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