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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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員感到驚奇。我甚至發現他對於需要控制巴基斯坦人向英國移民一事也是異常理解的——至少在私下是如此。

布托先生關於建立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在20世紀80年代中終於失敗了，那時第三世界開始懂得自由市場經濟是繁榮的關鍵。然而，早在那時以前他就已經被一次軍事政變所推翻。也許像伊朗國王那樣，他已經變得過於脫離本國人民的宗教與文化價值觀念了。

沒有人知道關於他被推翻、受審判和隨後被處決的全部真相。作為首相我曾出面對他的繼任者求情以饒恕他的性命，但徒勞無功。軍方的決心已定。所以當我後來於1980年在鐵托的葬禮上遇見齊亞哈克總統時我的感情是很奇異的。他比他的前任更加親西方，我曾設想會見到一位冷酷的、甚至殘忍的人物。然而不然，我發現他有修養，而且他盡一切努力表現友好，當我的兒子馬克於1982年1月在北非沙漠中失蹤了幾天時，齊亞將軍是首批親自打電話表示關心的人之一。而且在他的統治下，巴基斯坦後來對被蘇聯佔領當局趕出來的數以百萬計的阿富汗難民異常地寬宏大量。

然而，在我去訪問的那個時候，巴基斯坦與其鄰國的關係較好，包括印度在內。實際上，這時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及其政府幾乎全神關注國內問題，19－75年上半年曾經發生過大規模的反對她的運動，導致了6月間宣佈的國家緊急狀態，取締了一些政黨，中止了一些根本性的人權，實行嚴格的檢查制度，逮捕了數以千計的反對者，包括大約30名印度下院議員。在我抵達時有一種令入不安的平靜。在經歷了好幾個不景氣的年份後這時的經濟形勢很好，雖然人們對於這究竟是政府政策的結果還是豐收的結果一事有著不同的意見。當然，由於沒有新聞自由，不可能瞭解到這個國家的真實情況；甚至議會中的發言也要經過檢查。

但我並不覺得這對我的訪問有什麼妨礙。印度在同蘇聯的關係方面所具有的矛盾心理、它的戰略重要性，以及同向它提供大筆海外援助的英國的傳統聯絡，對我來說都表明印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然而，我確實堅決要求不應對我的記者招待會進行新聞檢查，我應能夠會見反對派的代表。他們對此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這兩個條件都得到了滿足。結果，我發現，這次跟隨我出訪的英國報界人員比往常更多，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有些英國報紙派來的記者在其他情況下就須按照緊急審查條例對他們進行檢查。他們不僅寫我的出訪，也廣泛地報道了印度的情況，包括絕育運動。

我在英迪拉·甘地樸素的家裡同她共進午餐，在那裡她使她的客人全部受到很好的照料並且在討論重大政治問題時要求把盤碟都收掉。她的兩個兒子桑賈伊和拉吉夫也在場，雖然前者談了許多關於他自己的事。實際上據說他對許多弊端負有責任，諸如引起人們強烈反對的絕育運動和強迫安排新居等。但是儘管有這一切情況，我發現我自己還是喜歡甘地夫人的。也許我自然地同情這位女政治家是因為她面臨著治理一個像印度這麼龐大國家的勞累和困難。但是，儘管她長篇大論地自我辯解，說明宣佈國家緊急狀況的必要性，我卻無法贊同她的政府所採用的方法。她的方向錯了，這將在1977年她的黨所遭受的毀滅性的競選失敗中表現出來。

從印度我飛往新加坡，目的是為了在去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的途中作短暫的停留。李光耀總理是從我擔任教育大臣時起就進行交往的一位老朋友。他同我對教育有相似的見解。他非常相信優勝劣汰並且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甚至社會主義者也想要毀掉文法學校。新加坡的學校與教育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見解。更為重要的是，他是他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亞洲政治家，由於是以新加坡這個小國為基礎，其成就就越發顯著。他固然有他自己的那種民主，但是由於堅決奉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他已經為他所治理的這個小島創造了奇蹟。對我來說，新加坡的成功表明，只要有了有利於企業的正確的經濟框架，生活水準就能得到改變。米爾頓·弗裡德曼教授從像新加坡那樣的經濟中看到了西方應該仿效的一個樣板，這並非出人意料。當然，李光耀享有中華民族在貿易與商業方面的文化素質的優勢：有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容易享有企業家精神。我在同他討論問題時發現，使我們真正聯合起來的是我們共同關心蘇聯影響在這個地區的擴大，這是透過偽裝成貿易或漁業的海軍部署來進行的。後來我在擔任首相期間常常求助於李光耀的明智意見和他對世界政治的淵博知識。

離開新加坡我前往紐西蘭。這是我第二次訪問該國，覺得十分自在。羅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