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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對手好像為了捱打才口出狂言。我自己也震驚不已，我把一個個對手打倒在地，就像在射擊館打鴨子靶一樣。一位友好記者這樣寫道：“瑪格麗特·撒切爾巾幗一人，在最好時機橫掃政府議員和自由黨議員。”新聞媒體至少在此時此刻對我的素質和前途充滿了吹捧評論。但工黨議員在我下一次重要出場時的反應就是對我的更大吹捧了：全體沉默，意在使我受窘。
當自由黨—工黨聯盟形成時，政治現實看來極為嚴峻。而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比評論家認識到的程度更為嚴峻。人們。對我們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政府的明顯失誤的廣泛反映。現在公共財政正在恢復秩序，這將降低通貨膨脹率和利率，從而加大了我們自己制定政策的壓力。我們在大選中需要獲得的不僅是一項合格醫生的授權。我們需要作出自己的明確的、有說服力的分析，提出整套政策。就我個人而言，我很願意做這些事。但我深知，在一些關鍵性問題上，如工會的權力、收入政策、公共開支等，影子內閣內部仍然存在意見分歧。我們是少數派，根本拒絕1970—1974年的政策思路，而多數派在一定程度上則主張延續那時的政策。所有這些具有破壞性的分歧，儘管我們拼命設法縮小，把認識統一到“將來的路線”上來，仍使我們在這些歲月中付出了代價，因為分歧來自根本問題。最終來說，這不是一個修補政治技巧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加困難的、沒有止境的澄清思想和轉變觀念的問題。
第二節 格倫威克事件
說風風到，說雨雨來。所謂的“格倫威克事件”爆發了，溢漫了政治舞臺。這是一個明顯的粗暴地濫用工會權力的例子。見怪不怪，此事在政治上對我們和工黨具有同樣的毀壞作用。工會對我們持有不加掩飾的敵意，而工黨是工會的朋友，有時是它的主顧。
格倫威克是一家中型廠商，經營照相製版和印刷，座落在倫敦西北部，由富有活力的印度裔英國人喬治·沃德經營，僱用了大批移民工人。1976年夏天這裡發生了勞資糾紛，結果一部分工人離開工作崗位罷工並遭到解僱。這件事逐步升級，發展成為廠方與專業、行政、秘書和電腦操作人員聯合會（簡稱專業人員聯合會）之間的較量。後者與被解僱工人簽訂僱傭契約並要求“承認”。這將使該工會獲得代表在該廠工作的工人進行談判的權利。它隨後要求重新僱用被解僱的工人。
格倫威克廠在法庭上辯稱，它解僱工人是完全合法的，即使按照工黨政府新的工會立法也是合法的，而且這一法律實際上是工會自己起草的。按照現行法律，不得回僱任何被解僱的工人，除非回僱所有被解僱的工人。在幾次前例中這種做法只是起了挑撥離間的作用。格倫威克廠還辯護說，專業人員聯合會在其他公司中的表現表明，它的意圖是要在該廠實行不許僱用非工會會員的“封閉式工廠”制度。最後，由國際市場輿論研究會和蓋洛普舉行的秘密投票民意測驗表明，格倫威克廠的大多數工人，超過80％，不想加入專業人員聯合會或任何其他工會。
為了支援專業人員聯合會並且懲罰格倫威克廠，出現了一個左翼聯盟。它代表了社會主義世界的方方面面：當地的布蘭特工會、理事會、工會領袖、“飛行糾察隊”、社會主義工人黨、工黨領導人，其中有內閣大臣謝利·威廉斯、弗雷德·馬利、體育部長丹尼斯·豪威爾。在糾察隊訴諸暴力之前數週，豪威爾拂去他穿的短工服上的灰塵，短時間地加入了一會格倫威克糾察隊。有人把這支糾察隊叫做“左翼賽馬場”。
全國爭取自由協會把喬治·沃德案看作它反對剛愎自用的工會侵害個人自由運動的一部分。這個組織是1975年12月成立的，那是在北愛爾蘭軍殺害了它的一位未來明星羅斯·麥克沃特後不久。我自奧爾平頓竟選的日子起就認識麥克沃特（還有他的孿生兄弟諾里斯）。該組織的主席是貝爾·德萊爾—達德利。他是一位戰鬥英雄，並且是一位議員。我在牛津大學讀本科時，他曾前去演講，攻擊雅爾塔協定。該組織一舉成名是由於它支援了3個由於拒絕參加工會而被開除的鐵路工人。它把這個案子提到歐洲人權法庭並勝訴。它在反對英國郵政局抵制遞送去南非的郵件中也起了顯著作用（最終失敗了）。我對全國爭取自由協會盡量給予支援，儘管我的一些同事對此不以為然並公開批評它的活動。沒有全國爭取自由協會，格倫威克廠肯定會甘拜下風。當郵政工會非法抵制格倫威克送出的郵件時，全國爭取自由協會的志願人員穿過糾察線偷偷把這些郵件帶出去，分送到英國各地，謹慎地把郵件投入數以千計的郵筒。這些郵件中有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