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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當政，並且使它得以完成航空和造船業的國有化。經濟是恢復了，雖然脆弱，卻是實實在在，但這不是工黨的功勞。經濟的恢復加強了工黨在1977—1978年問的政治地位。經濟的恢復是由於在此之前幾個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行採取的措施。這未能幫助卡拉漢縮小左翼的影響並打敗它。實際上，左翼強大起來，在幾年之內主導了工黨。
實際的好處另有得主，而且完全在預料之外。首先，自由黨表現出與工黨在思路上的相近之處，這給潛在的保守黨人一個有益的警告，他們由於種種原因，對自由黨表示鍾情，把它看作是比工黨文明些的選擇並投它的贊成票。因此，聯盟更加鞏固了人們對我們的支援。其次，現在我可以看清楚，1997年3月我們還不能組成一個政府足以使英國擺脫使其長期衰落的政策。不管是內閣，還是黨的議會黨團或者選區，都不可能願意服用這劑必要的但又是苦口的藥。因為他們還沒有看到這種病已經蔓延得多麼廣泛。只有1978—1979年冬天的罷工才能改變人們的看法。最後，政府得以倖存，對我來說的確是一樁隱而不見的幸事。此後的兩年令人精疲力竭，我作為反對黨領袖在這兩年中得益匪淺。我學會了如何達到我的目的，儘管我在影子內閣中總是感到處於少數。儘管有時順利，有時不順利，我都更加能言善辯，對公眾發表演說和竟選的能力也有提高。這對以後擔任首相職務大有稗益。也許特別重要的是，我向自己也向別人表明，我在把握普通人的感覺方面，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本能”。這種品質，我想，不管是否是天生帶來的，在逆境中變得更加敏銳，更加明光閃閃。
1977年3月23日星期三，在不信任投票辯論中我的講話效果不好，使我感到失望。但一連串的好訊息使我的失望情緒一掃而光。當問到民意測驗結果時，政治家們總是貌似賢明他說，他們不去注意民意測驗。但是，當民意測驗結果對一個政治家非常有利時，他的政治生活就輕鬆多了。局勢很炔明朗，公眾不喜歡工黨和自由黨拼湊的聯盟。民意測驗表明，保守黨領先工黨15到20個百分點，自由黨的得分急劇下降。不信任投票辯論一週後，我發表演說攻擊丹尼斯·希利的預算。這次講話使議會黨團相信：我講話時只有迅速寫出的提綱，在數字的煙霧中，我能抓出其背後隱藏的矛盾。第二天我們以17。4％的多數贏得了伯明翰斯臺茨福德選區，這是羅伊·詹金斯的老席位。我在福拉德街從電視節目中看到報道後磨拳擦掌地發表宣告說：“我們現在是人民的黨了。”
4月訪問遠東回國後，我投入了兩次補選，一次在諾了漢礦區的阿什費爾德，一次在哈姆伯塞德漁港區的格利姆斯貝選區。在通常情況下工黨在這兩個選區穩操勝券。人們告訴我，很可能我們不能贏得阿什費爾德選區，但格利姆斯貝則是探囊取物。在阿什費爾德我同人們談論炸魚和炸上豆片，在格利姆斯貝我同人們談論黑斑燻魚片和煮雞蛋，我得到的印象迥然不同。儘管我們有兩位很好的候選人，但在格利姆斯貝我們在漁業工作的人命運不佳，他要繼承的席位是已故的託尼·克羅斯蘭。很清楚，甚至保守黨選民都很希望由一位大名鼎鼎的社會主義者來代表他們，這次他們希望選一個類似的人物。事實上我是正確的，我們在阿什費爾德獲勝，戰勝了執政黨原來持有的將近23000票的多數。在格利姆斯貝我們險些獲勝，那裡的選民選中了一位最切近大社會主義者的人—電視名人奧斯了·米切爾。一週以後我們在首都和郡議會選舉中收穫甚大，奪回了大倫敦地區，這是一個重要收穫，使我們得到一次機會在地方一級展示我們的某些政策，如我們準備在全國推行的出售公房的政策。這個機會對任何一個在野黨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段時間對我個人和黨都是大好時機。我感到此時我可以改變我繼承下來的某些政策，對一些政策我可以更清楚地擺出我自己的觀點。我利用5月蘇格蘭黨大會的機會，甩掉了關於下放權力的承諾，大會在相當平靜的氣氛中透過了有關決定。
7月，我利用發表紀念伊恩·麥克勞德演講的機會，試圖說明我個人的哲學與保守黨的傳統如出一轍，實際上與全世界保守主義的宗教式信條的本質特徵多麼一致。準備這樣的講稿我總是倍加努力，因為我認為應該表明保守黨人在與他們的對手較量時，在道德問題上與在實際問題上一樣，都不應感到理虧氣短。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
同月後期，在議會夏季休會之前，我在經濟辯論中發表了很好的講話。這是淋漓盡致的一天，在我講話時，每一個懷有敵意的插話都遭到迎頭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