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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與哈維以後一些年的異想天開的做法相比，這一次似乎還是相當溫和的。
講話本身簡短而且尖銳，聽眾的反應異常熱烈。接著我前往薩契—薩契廣告公司錄製最後一次大選電視廣播。從下午4點開始，戈登、羅尼、蒂姆和我對講稿反覆進行修改，然後是一遍又一遍沒完沒了地拍攝同一個鏡頭，每次我們中間總有人覺得還不夠好。最後，早已過了午夜，我們終於感到滿意。
星期一我的主要競選活動是參加格拉納達電視臺的“格拉納達500”節目，由來自博爾頓東區的觀眾向三黨領導人提出問題，博爾頓東區產生的議席被認為是英國最具代表性的席位（許多年來，博爾頓東區的席位一直由組成下屆政府的政黨獲得，但在1979年，選民們卻作出了錯誤的選擇，這也許是由於全國的注目而使這裡的選民們頭暈目眩）。我喜歡這樣的場合，這比一對一的採訪輕鬆得多。想到這些人是真正關心英國前途的“真正”的選民，使我神經放鬆，從“掌聲測量計”來看，我在這次競爭中獲勝。
可是第二天（星期二）早上，又一次全國民意測驗表明，工黨領先0。7個百分點。這一天上午的記者招待會上，記者問的實際上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對這次民意測驗作何反應。我不予回答，只是說：我希望這情況將推動保守黨支持者到那天都出來投票。這樣回答不僅為我在困難時刻解了圍，我猜想也是個正確的判斷。因為，如果有什麼東西真的對我們取勝形成威脅，那就是自滿，而那時已無自滿可言。我接著到西北區進行競選，當然，最後是在博爾頓的一次群眾集會上講話。喜劇演員肯·多德出現在講臺上，手拿一根藍色羽毛撣帚歡迎我。在肯·多德傳達諾蒂·阿什的資訊之後——他使博爾頓活脫脫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保守黨選區——任何講話都會顯得過於嚴肅了。但是在競選運動的這一階段，只有一個真正的資訊，那就是希望把工黨趕出政府的人決不要浪費他們的選票，把它投給小黨派，而必須投給保守黨。
而且，必須不斷重複這個資訊，直至投票選舉那天。我在星期三（5月2日）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講的就是這個主題。我到倫敦各選區又到處講這個資訊，最後來到芬奇利的伍德豪斯中學。一群女權主義者在那裡高喊抗議口號：“我們要婦女權利，不要右派婦女”，我不得不從她們中間擠出一條路來。我驅車回到福拉德大街寓所時，感到自己真的累極了。我已找到機會，並牢牢抓住不放。說來奇怪，當我意識到現在不管發生什麼，我已無法控制時，我感到高興。多少個夜晚以來，丹尼斯和我第一次足足睡了6個小時的覺。
第二天是選舉日，早晨一覺醒來，聽到收音機裡報道，這一天早晨所有的民意測驗表明，保守黨領先2到8個百分點不等。9點鐘，丹尼斯和我到切爾西投票站投票，然後驅車到芬奇利。我像慣常那樣，到委員會各個房間轉了一圈，後面跟隨著一群攝影記者。我們回到福拉德大街，簡單吃了一點晚飯，稍微休息了一下，我知道這天晚上要長時間熬夜。午夜過後不久，我來到巴尼特市政廳內的芬奇利選區計票中心。他們把我安頓在一間僻靜的房間內，屋裡有一臺電視，準備了咖啡和三明治，在這裡我可以迅速聽到大選結果。羅傑·博登和我在一起，邊看電視報道，邊向我補充介紹早些時候總部從電話裡傳來的資訊。我帶著一臺計數器，上面有基思·布里託為我準備的詳細情況。最初的選舉結果表明我們已獲勝，但其中也有令人沮喪的訊息：特迪·泰勒失去了格拉斯奇卡斯卡特的席位。關於我們能取得多少個席位的預測數字開始逐步上升。當地市政會議員、我的選區主席和夫人、我的選舉幹事和其他一些人進進出出，臉上都流露出愈來愈明顯的高興。但是我有意抑制自己過早露出興奮心情：是為了謹慎小心，或者是出於迷信，尤其是因為我知道，只要期望不是太高，也會比較容易對付壞訊息。然而，到最後我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了。就在我走出房間，聽到我自己選區的計票結果時，誰都清楚，我們將組織下屆政府。
星期五一大早的情況現在已只剩下模糊的記憶——計票中心支持者的熱烈歡迎，訪問總部，與家人短暫相聚的溫暖和慰藉。關於當天下午前往白金漢官接受女王組織政府的授權，以及隨後到唐寧街就職的情況，我已在其他地方記述。
如此規模的勝利使所有的人——或者說幾乎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這不僅表明我們贏得了一場選舉，也表明我們得到了進行改革的新的授權。正如選舉學家和評論家們在仔細研究選舉結果後所說的，保守黨的勝利模式證明了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