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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報紙刊登宣言的情況很好。但那天記者招待會會場上人數過多，令人幾乎難以忍受。我們那些身穿厚毛料西服揮汗如雨的男同事們比我更加受罪。
第二天是復活節前的星期四。復活節剛好在競選期間，所以我們白白損失了四天競選時間。我正式開始參加競選活動是4月16日，星期一——用競選工作人員的行話來說，這一天叫D－17日（“D日”當然就是選舉日）。我們已計劃好從威爾士開始。我們從倫敦蓋特威克機場乘飛機到斯旺西機場，在那裡乘上競選大轎車，先訪問一家國家醫療服務系統的醫院，然後前往當地的保守黨俱樂部接受地區電視和電臺記者採訪。採訪過程中，我聽到俱樂部裡有不少吵鬧的聲音。事後才知道，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爭吵，甚至發展到大打出手，起因是俱樂部當局要把女記者趕出只為男會員保留的房間。
我從這裡前往加的夫，參加第一場重要競選群眾集會。選擇在這裡開始競選非常合適。這裡可以說是敵方控制的心臟地區，因為卡拉漢先生的選區就在加的夫東南區。加的夫市政廳環境舒適，音響效果良好，聽眾熱情高漲，這情況實在不錯。我發表了一篇極為有力的講話。它是一項毫不妥協的宣告，闡明瞭社會主義如何削弱英國的力量，以及為什麼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方向——不是進行烏托邦式的試驗，而是回到我們錯誤地背離了的原則。
……在政治上，我學到了一句你們威爾士人自幼就知道的話：你要是有什麼資訊，就向大家傳播。我是個有堅定信仰的政治家。《舊日約聖經》裡的先知們並沒有只說：“同胞們，我要共識。”他們說：“這是我的信仰和想象。這是我熱忱相信的東西。如果你們也相信；那就跟隨我吧。”今晚，我要對你們說的就是這話。把前不久發生的淒涼憂鬱的往事掃除乾淨。把失敗主義掃除乾淨。在選擇和自由兩面旗幟下，一個新的、振奮人心的未來正在召喚英國人民。
聽眾和我一樣喜歡我的講話。但是我的狡猾的對手吉姆·卡拉漢卻成功地利用我的講話，在託利黨權勢人物心中喚起了昔日的恐懼，擔心那個令人膽戰心驚的人物引導他們走向一個不愉快、不熟悉的方向。首相後來聲稱，我的講話說明，我已驅使保守黨向右轉，從而為他開闢了爭取中間的道路。再恰當不過的是，那天上午保守黨記者招待會上的主要發言人是前工黨內閣大臣、現在的保守黨候選人雷吉·普倫蒂斯，他和其他背離社會主義的“改變信仰者”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不是保守黨向右轉，而是工黨向左轉了。但不管怎麼說，我同意基思·約瑟夫的意見，我們強調的論點是“共同立場”，不是“中間立場”。從這時候起，在總部希望採取的競選方式和我堅持的競選方針之間出現了裂痕。
但是，我並沒有立即意識到這個問題。據星期二早晨的報紙報道，全國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我們現在只領先工黨6個百分點，但與早先的全國民意測驗結果相比，差距並未縮小（在整個競選期間，各種民意測驗結果相去甚遠，從保守黨只稍稍領先一一有一次甚至工黨略佔優勢一到保守黨將獲得一面倒勝利），我感到這是競選效果很好的一天，從布里斯托爾開始，訪問了克林尼茲毛刷廠，我在那裡利用每一個照相機會，顯示我“用新掃帚”“掃除蛛網”的決心，等等。
在布里斯托爾還參加了由羅賓·戴主持的“大選電話訪談”節目。那種場合總會有冒風險的因素。熟悉情況的採訪記者有辦法暴露政治家理解力的不足，而這一點大多數政治對手是永遠做不到的。而且，由於看不見電話那一頭跟你說話人的表情，較難正確判斷對方的反應。但是我覺得那天的“大選電話訪談”節目特別成功，因為記者向我提出的，正好是我們能夠作出最有說服力的回答的問題——減稅、控制通貨膨脹、減少政府借款、鼓勵小企業等等的必要性。當然也提了一些吹毛求疵的問題。我始終認為，處理這些問題的關鍵是承認哪裡出了毛病，並講清楚為什麼未來的保守黨政府要加以糾正。因此，這一口我也承認，前屆保守黨政府確實應對保健服務方面的官僚主義負有責任，我們將予以改正。
從布里斯托爾返回途中，我乘坐第125次市際高速火車，在西部選區下車，在巴斯站臺上和那裡參加競選的候選人合影留念，其中有克里斯·帕頓。這一天的最後一個節目是在格雷夫森德的一個集會上講話。由於總部告訴我養老金領取者對我們的支援不穩固，我寫了一個新聞稿，向選民們重述了歷屆保守黨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工作記錄。
接下來的一天（4月18日星期三），上午記者招待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