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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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時，我的講話在全國的反應也大不相同。無疑批評者的誇大言詞使這種反應更加尖銳，他們認為他們最終已把我打倒在地。在我接受採訪前，民意測驗表明我們與工黨並駕齊驅。而此後我們領先工黨11個百分點。在這次採訪中，透過即席回答，在無意中收到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不管威利在內心有何感覺，不管其他同事感覺如何，在我們極為困難的時刻這一效果為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值得歡迎的激勵。影子內閣內部對有關政策建議的討論也尖銳起來。幾周以後，我們取得了全面的一致認識，除了堅持遣返移民的頑固分子外，大家都感到滿意，這一認識將伴隨我們進入大選。

這件事的整個過程表明，在關鍵問題上我必須相信自己的判斷，而不一定事先期望說服我的同事們；我可以期望國內會有人追隨我，也許是多數人。

第五節　沒有選舉的1978年

1978年不僅有移民問題，它還是對反對黨來說在政治上充滿各種困難的一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由於採取了一些財政措施，經濟狀況有所好轉。1978年1月通貨膨脹率首次自1974年以來降到10％以下，而且還在繼續下降。失業率也從1977年8月的頂峰逐步回落，儘管在1978年夏天有急劇的增長，那年12月失業人數為130萬，比前一年少12萬。在自由黨的支援下，我們成功地迫使有關方面把所得稅基本稅率降低了一便士：但這本身也許可以減少蒙在經濟上的陰影，而這一陰影在很大程度上使工黨不得人心，對我們有利。

我們猜想，吉姆·卡拉漢希望沿著逐步改善的道路走下去，直到秋天大選，以“安全第一”為競選綱領。在他的道路上的一大障礙是自由黨認識到，自由黨—工黨聯盟在政治上對自由黨是災難。但要結束與工黨的聯盟，在大選時就得至少面臨由於支援工黨執政而可能產生的後果，他們不願面對這種後果，因此與工黨分手的想法也就減弱了。至於民意測驗，夏季時工黨幾乎與我們平手）儘管8—9月間我們超出了工黨，9—10月間（在困難重重的保守黨年會後）他們又領先我們5個百分點，自由黨得分不足兩位數。

在這種情況下，我責成人們起草競選宣言，在影子內閣發言人擬定的初稿基礎上由克里斯·帕頓和研究部撰稿。7月我閱讀了該稿，印象不深。為了吸引各利益集團，該稿羅列了代價高昂的許諾，反而使本應醒目而簡明的主題模糊不清。我說下一稿必須強調幾個中心題目，如減稅、加強國家的內部和外部保衛。首先滿足這些承諾，如有餘力才去完成其他需要花錢的承諾。實際上，有人提醒我說，在我們在野的3年期間，我們在分析情況和制定政策方面取得的實際進展是多麼少。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如果我們繼續如此考慮問題，我們怎麼使國家變樣呢？

令人鼓舞的是黨的宣傳工作發生了變化。戈登·里斯回來擔任黨的中央宣傳部長。透過戈登使蒂姆·貝爾和薩契—薩契廣告公司承擔起黨的宣傳責任；這在我們的政治運作中是一個重要的起點。不言而喻，我知道為了傳達我們的資訊我們需要得到有關方面的最好人才。由宣傳部門設計宣傳內容，這不存在問題。但政治家需要拒絕引誘，不要在自己沒有經驗的領域裡認為自己是專家。我經常拒絕就宣傳品味或感覺效果提出建議，我把這些創造性的工作留給專門人員去做。從一開始我就發現薩契公司的執事蒂姆·貝爾很好合作，他主管有關帳目。如同戈登一樣，他既有政治感，又有幽默感。我與蒂姆首次見面時，我提出了我們合作的基礎，我說：“政治家通常有很多腳趾，你必須誠惶誠恐，小心翼翼，不要踩這些腳趾。然而，我沒有腳趾，你要告訴我真話。”當然。在實踐中我並不是那麼自我剋制。

薩契公司對黨的精疲力竭的廣播模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可避免有人指責它行為不莊，過於簡單化。但對黨的政治廣播的判斷不應以黨的忠誠分子的評論為依據，而是要看普通的政治感不強的觀眾是否選擇這個節目，還是撥到其他頻道，要看是否贏得了觀眾的同情。就此而言，我們的宣傳方法的變革取得了很大的改進。

1978年夏天我們發起了張貼“工黨不行了”宣傳畫的運動，這個運動意義重大，比為1979年大選做的工作還要重要。蒂姆、戈登和羅尼·米勒於19——78年6月的一個星期六到斯克特尼來就這個主題開展運動徵得我的同意。這又是一次新的嘗試。失業人數儘管已經接近150萬，但這通常是“工黨的題目”。我們的宣傳畫圖文並茂，用文字和一幅排長隊等待救濟的圖畫來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