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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感和醫院似的整潔，我總是更喜歡這裡。保守黨年會高潮的來臨在布萊克普爾營造出了一種特別的激情。對我來說，雖然幾乎是終日未眠，但我對自己那篇講演稿充滿信心，並把一切都寄希望於它。此篇演講有兩大宗旨：第一，它要作一番總結性的控訴，不只是對工黨的政策，甚至不只是對工黨政府，而是對整個社會主義思想方法。第二，我要藉此闡明保守黨的觀點，這種觀點不光是從形式上使用了“自由市場”和“個性獨立”之類詞句，而且認真地將這些詞句當作今後政策的基礎。即使在20年後的今天再讀起它來，我也找不出需要大改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闡述我個人信條和信念的部分。
讓我來提出我的觀點：人按其意願從事工作的權利、開銷其收入的權利、擁有財產的權利、讓國家作奴僕而不是作主人的權利——都是英國的遺產。……我們必須把私營企業帶回到復興的道路上來——不僅僅是給予人們更多的屬於他們自己的錢，以供他們按自己的選擇進行消費，而且要有更多的資金來幫助老弱病殘的人們。我認為， 正如我們每個人都 有義務各盡所能那樣，政府也有義務制定一個制度框架，使我們置身其中的人們能夠如願以償。我們要麼沿著老路走下去，繼續沉迷下去，要麼我們就此止步，毅然決然他說聲“夠了”。
當我講演開場並被掌聲和歡呼聲打斷時，我便放鬆了下來。人們在歷屆保守黨年會上總能找到舞臺效果方面的妙趣。而有心人辨別得出哪些是發自內心的讚許的掌聲，哪些是不自然的敷衍。這些發自真心的掌聲震撼了我。另外、這個場面同我以往親身經歷的任何一次歡迎會都大不相同。正如評論家們所說，這與近幾年的年會情況也是大不相同的。顯然，我撥動了人們的心絃，與其說是以我發表講演的方式，不如說更重要的是因為我表達出了自信的保守黨人的情感。在場的代表們聽到了他們自己的心聲發自會議講臺之上，於是報以巨大的熱情。我也受到其中一些人的激情的感染。無論是臺上還是臺下，都盪漾著一種氣息，那就是形勢正發生著某種變化。
在皇后舞廳外還會有這種效應嗎？我希望，而且從內心來說也確信，《每日郵報》就這篇講演所發表的社論是正確的：“如果這就是她的批評家所聲稱的突然右轉的話，那麼90％的國民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經這樣做了。”
在當了一年反對黨領袖後，我覺得已能自立了（但我仍感到不適應在下議院擔任的新角色。我已與議會黨團及全國的保守黨組織建立起密切的聯絡。對於我辦公室內的一小隊人馬的工作情況，我很滿意。我只希望影子內閣也能被導人正軌。
我的家庭生活也進入了新的軌道。丹尼斯已正式從寶馬公司退出，儘管他還忙於他的其它生意。一對雙胞胎都22歲了，過著他們獨立的生活：卡羅爾將要完成她的律師培訓，並將於1977年去澳大利亞當記者。馬克還在學會計。福拉德大街是我們在倫敦的家，我在那兒招待客人，議會開會期間則在我在議會的房間裡。
保守黨年會兩週後，我們搬入了在蘭伯斯特的斯科特尼堡的一箇舊套間（我們在賣了“芒特”住房後，在科特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做為過渡）。我們的朋友西馬爾·卡扎勒特基爾是一位前任議員，他在那兒也有一套房。他經常舉行午餐會，看來方園幾英里之內的人他都認識。哦的老朋友愛德華·博伊爾在不遠處有一幢房子。其它的鄰居還有朗福德夫婦，愛德華·克蘭克肖（他是海茲伯格的歷史學家）和馬爾科姆·馬格里奇。但在西馬爾·卡扎勒特一基爾家的餐桌旁進行的討論最引人入勝。對我來說，那是離開威斯敏斯特高度緊張而熾熱的政治氣氛的一種休息。餐後告別時，我經常下決心設法去多瞭解一些關於某一話題的知識或拓廣我的閱讀面。例如，在一次討論共產主義的時候，馬爾科姆·馬格里奇說共產主義的整個心態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有產者》中都可體會到，他建議我一讀讀這本書。“我讀了這本書，發現他是對的，並且進一步更深入地鑽研起俄羅斯思想和文學來。
我們在斯科特尼過的第一個聖誕節非常愉快。但無疑，我認為1976年將是對我進行考驗的一年。英國正陷入一場經濟危機，持續下去的話，不久就會把國際貨幣組織捲進來直接充當在英國經濟執行中的一支力量。工黨政府對此毫無良策，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它正在失去在議會里的微弱多數小但我們保守黨也很難把這種情況轉為我們的優勢，顯然這是因為人們把工會組織看成是力量強大、無所不能的。因此，我們總是被這個問題所迫而處於不利地位：“你們將如何對付工會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