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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我們沒能明確闡述貨幣政策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於是方便了別人對我們的收入政策進行側翼攻擊。因為如果像我們為希思年代辯護時所說的那樣，工資的增長是引起通脹的原因，那麼問題就出現了：如果我黨執政將會怎樣遏制這一增長呢？我們會藉助法定的收入政策嗎？如果這樣做，我們不僅會被推向我希望避免的嚴重的干涉主義，同時也會遭到工會的強烈反對。採取自願的收入政策嗎？這樣做我們也會陷入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因為工黨與工會有傳統的聯絡。並願意為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兜售社會主義政策。這樣做將使二者聯手對付我們。
1974年10月的保守黨宣言曾表示我黨承諾在價格和收入問題上探索一套自願的政策，但保留了一點，即如果該政策無濟幹事，將有必要轉到法定政策的路上去。我只能逐步地使黨擺脫眼前的處境。有兩件事使我的任務更為艱鉅，一是當時工資和物價飛漲到了警戒水平，二是特德·希思和彼得，沃爾克給我很大的社會壓力，要我支援各階段工黨政府的收入政策。在1975年5月一次與羅賓·戴的訪談中，我說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必要實行工資凍結，但這並不是制定永久性的法定收入政策的前奏。工黨執政以來，工資畢竟還是以每年大約30％的比例增長，但我從不認為工資凍結除在降低通貨膨脹的戰略中起過渡性作用外還有什麼更大的作用，通貨膨脹的降低必須以限制貨幣供應量和政府借貸為基礎。事實上，已有跡象表明政府已經醒悟，認識到緊縮財政的必要性。1975年4月的預算宣佈降低原計劃的支出水平並將所得稅的基本稅率提高了2便士——至35％——以求減少將在1975一1976年度不斷遞增到90億英鎊的赤字。
這並沒有阻止政府採納那項雄心勃勃但又先天不足的賴德計劃，欲以14億英鎊納稅人的錢挽救英國萊蘭汽車公司。可是，不論這項決定有多麼不負責任，保守黨作為反對黨對此提出反對意見會遇到最大的困難。該公司是我要上臺執政必須爭取的西米德蘭諸議席所在地區一個至關重要的收入和就業來源。但資源一旦被用於不贏利的實行了國有化的這項轎車工業，就意味著以稅收或提高利率、通貨膨脹等形式從成功企業和其它納稅人身邊把這些資源抽走了。基思·約瑟夫、邁克爾·赫塞爾廷和我都在公開宣告中以某種不承擔義務的態度作出了反應，但其中調子的差別，尤其是基思與邁克爾之間的差別，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說公共開支問題是兩黨關於反通貨膨脹政策辯論的一個方面，那麼工會權力問題就是另一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近幾年來影閣一班人的陣容與在採取“自由集體談判，還是自願或法定收入政策問題上的陣容稍有不同。傑弗裡·豪在工會問題上一貫持鷹派立場。在我們的討論中，他一開始就強調有必要改變勞資關係中權力的平衡。的確，我猜他是懷著理想主義的想法，要回到他設計的”勞資關係法令“的框架之下。基思·約瑟夫和我同意他的想法，儘管我依然小心翼翼防止承諾太多而又力不從心。吉姆·普賴爾和影閣內其他多數成員都站在與此對立的一邊。
但在收入政策問題上，傑弗裡和吉姆（得到伊恩·吉爾默的支援）強烈主張與工會建立某些全國性共識。傑弗裡的觀點是，我們應該努力學習西德搞“協調行動”的那種公認的成功經驗。他們的目的是教育勞資雙方認識經濟現實，在達成某種一致後限制工資。這本身並不意味著拒絕貨幣主義。與吉姆和伊恩不同的是，傑弗裡對此越來越熱哀。而這種做法裡的確含有嚴重的總體主義和經濟決策中央集權化的現象。基思對此強烈反對，我也同樣不喜歡。
雷吉·莫德林是最堅定地反對貨幣主義及其一切作用的人。他在闡述自己的思想時所掌握的經濟學理論增加了他的觀點的份量。雷吉是最熱衷於法定性收入政策的人。正如他5月給影閣的一封表示不同意見的信中所說：“毫無疑問，對純粹派經濟學家來說，價格只是反映通貨膨脹的症候，而對我們政界人士來說，它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因為飛漲的價格正在分裂國家。”由於存在這種內部分歧，長期以來人們感到我們的經濟政策缺乏連貫性就不足為奇了。
在5月22日星期四的議會經濟辯論中，我遇到了一系列困難。由於這些困難，我當時沒能針對政府政策提出替代性的政策選擇。由於這件事，我認識到急需理清我黨的立場。進一步劇烈的社會分歧確認了這一必要。6月，我在艾伯里斯特—威思召開的威爾士地區黨的大會上發言時，對法定性工資控制政策表示了堅決的保留態度。同一天，雷吉·莫德林在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