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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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斯之後在特德領導下負責經濟戰略的第三名關鍵人物。他年紀比我大很多，我們的觀點和性格也不同。他雖然刻板，但卻是正派的、工作勤奮的人。他負有一項困難的、有理由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即設法使有缺陷的勞資關係法起作用。他具有保守黨左派的名聲，但這並沒有像想像的那樣有用。工會會員認為保守黨左翼不是更富有同情心，而是更不坦率而已。作為第一次煤礦工人罷工（1972年）時期的就業大臣和第二次煤礦工人罷工（1974年）時期的內政大臣，在這些事件發生期間，很少有人比他遇到過更大的困難。

有一個遇到更大困難的人，那就是威利·懷特洛。他相繼擔任下院領袖、北愛爾蘭事務大臣，最後在三天工作周時他擔任就業大臣。威利屬於參加過戰爭的那一代人，我們二人之間似乎很少有共同點，而且，肯定我們兩人誰也沒有設想過我們的政治生命將會聯絡得那麼密切。因為當時教育部不需要搞許多立法，我們在工作上很少接觸。但我已經意識到威利是一個富有智慧的和令人信服的人物。他的言談舉止和才幹使他成為一名出色的下院領袖。在那一屆政府末期，他的判斷力和素質使他所起的作用僅次於特德。然而，威利在公開場合的坦率形象卻掩蓋了他機敏的政治才能和駕馭人的天賦。

伊恩·麥克勞德過早地去世之後。傑弗裡·裡彭負責進行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談判。雖然表面上看來我們有類似的背景——我們都曾擔任過牛津保守黨協會主席，都曾當過律師——但我們兩人的關係從來都不密切。我總是感到他設法用他的人格力量而不是用他的論點的力量來壓倒對手。這可能是由於特德給了他任務，要他在與歐共體談判時儘量爭取到最好的交換條件——而這種交換條件並不總是符合我們最大的長遠利益，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越來越認識到這個問題。

我的印象是，特德最信任的兩名內閣成員是吉姆。普賴爾和彼得·沃克。他們都對特德忠心耿耿。吉姆在保守黨作為反對黨時是特德的議會私人秘書，而彼得是特德1965年竟選保守黨領袖班子的組織者、吉姆是農業大臣。他的農場出身和紅潤的臉色幫助他得到這一職位。此後，1972年4月，在彼得·卡林頓領導下他擔任保守黨副主席。彼得·沃克熱衷於英國機構的現代化，這一點使得他更接近特德。他不久成為新成立的龐大的環境部的大臣。這時，他開始積極推行他的最不受歡迎的地方政府改革，直到我實行‘社群稅’時為止。他的改革造成了更嚴重的官僚主義。後來他到了另一大機構，即貿易和工業部。吉姆和彼得都比我年輕，彼得更年輕些。但他們對政府總的方向都有著大得多的影響，儘管他們的政治觀點與我很不相同，他們對特德的忠誠和他們的政治能量都使我欽佩。

其他內閣成員有蘇格蘭事務大臣戈登·坎貝爾，掌璽大臣兼上議院領袖喬治·傑里科，威爾士事務大臣和黨的主席波得。托馬斯是我在議會中的親密鄰座和朋友，邁克爾·諾貝爾曾一度任貿易和工業大臣。這些成員在內閣的討論中沒有發揮顯著作用。因此，我發現在內閣中只有一個政治朋友——基思。儘管總的說來我與其他內閣成員的關係是客氣和愉快的，但我知道，我們不是意氣相投的朋友。無疑，他們也瞭解這一點。這種情況經常更清楚地表現在偶然的交談和啟發的反應中，而不是在辯論中。由於我在教育部遇到了巨大的困難，所以我不想在內閣中佔據很多戰略據點。

特德完全控制了內閣，未受到挑戰。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贏得了1970年的大選，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透過個人人品的競選贏得的。我們瞭解這點，他也一樣。再者，以根本原則為基礎進行辯論是違反他的天性的，而且與他的脾氣格格不入。直到1972——1973年，以及到發生180度大轉彎事件時為止，特德領導下的內閣能夠保持團結，至少部分原因僅僅是由於承認這一點：他是首相，因而有權在執行計劃過程中指望得到支援。然而，一旦計劃本身被放棄而代之以實行總體干涉主義時，氣氛就惡化了。這種惡化並不表現於發表不同意見，而是偶然流露出來的抱怨。我們知道我們陷入了困境。

第二節　羅爾斯—羅埃斯政策

儘管1970年夏天和秋天很多困難向我們突然襲來，我們的頭腦中還完全沒有出現憂鬱的想法。事實上，特德·希思、託尼·巴伯、羅伯特，卡爾、約翰·戴維斯等人正以極大的熱情開始實施他們激進的改革方案，而內閣中的其他成員則是熱情的啦啦隊長。

首先，政府決心著手削減公共開支。（事實上，這是整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