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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工薪等級差別縮小，這些人需要透過合理地提高薪水得到適當的激勵。當然，這些理由也適用於許多其他各類人。然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沒有人懷疑這一特定類別的人的薪水需要比工資政策所允許的水平更高些。而且作為公務員的次官們的情況與經濟部門無數其他類的人的情況是一樣的。我們的工資政策不僅僅是荒謬的，它不但不“公平”，而且基本上是不公正的。事實上，這極好地表明，在適當的機制內執行的各種市場力量有利於實現公平，而即使是仁慈的國家控制也只能有利於實現平等。
在另一莊嚴時刻，我們就議員的秘書的合理薪水水平進行辯論。這是最使人不能忍受的事了。我說，我進入政界不是為了對這種問題作出決定，我會付給我的秘書足夠的薪水用來維持生活。其他大臣們同意我的意見。然而，他們瞭解他們的秘書，但不瞭解他們正在為其工薪作決定的其他人。
無論如何，不久現實開始闖入到政策中來。在宣佈第三階段的兩天之後，全國礦工工會拒絕了國家煤炭局的提議，即以提高工資16。5％為條件簽訂生產效率補貼協議。政府立即主持該項談判。（我們“不干預”的日子早已過去。）特德在唐寧街10號會見了全國礦工工會的代表，但沒有進展。11月初，全國礦工工會宣佈禁止加班。莫里斯。麥克米倫告訴我們，儘管看起來不會很快進行罷工投票，而且，即使投票也不會得到贊成罷工的必要多數。但是，禁止加班加點將急劇降低產量。內閣中仍然普遍認為，政府不能默許對新實行的工資法的違反。相反，我們應當做出特別努力，以表明在工資法範圍內能解決什麼問題。要製造麻煩的不只是礦工。消防工人、電工和技工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糾份。這是工資政策給我們帶來的一種懲罰，我們必須在許多條戰線上作戰。
同樣，我們當時正在迅速向計劃經濟轉變，而計劃經濟不可避免的弱點是很少考慮或不考慮外部事件。我們大家在1974年2月用來解釋希恩政府經濟戰略失敗的論點（而且有些人很長時間以後還繼續使用）是，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造成石油價格上漲4倍，從而使我們初見成效的經濟政策被粉碎了。這顯然是錯誤的。松馳的貨幣政策已經播下了通貨膨脹的種子，在即將到來的工黨政府時期，通貨膨脹將高高湧起。收入政策只不過是在時間的長河中重新分配通貨膨脹造成的惡果，對上述情況的好轉起不了作用，即使此項收入政策取得有限的成果，也都會像其他所有收入政策一樣，表現為提出更高的要求和為滿足這些要求而付出更高的代價。再者，經濟增長的速度大快，很難持續發展，對這樣一種尚未進行減少管制、沒有實行私有化和沒有進行削弱工會權力改革的經濟來說就更是如此。公共開支也上漲得太快，而且我們在尚不瞭解石油價格提高的全面影響之前就已經在討論減少公共開支了。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像我們所誇耀的那樣使英國的工業“現代化”一重要的是，因為只有工業而不是政府才能有效地使工業本身“現代化”，更糟的是，由於對通貨膨脹火上澆油，加之，太多地代替經理人員和工資談判人員作出決定，我們為工業取得成功恰恰創造了錯誤的氣氛。
然而，即使先不去管上述這些情況，認為石油價格的飛漲僅僅是“倒黴”的基本論點是根本錯誤的。是政府未能全面考慮有關情況，從而妨礙了經濟計劃的實施。而且，正常運轉的市場經濟能夠非常敏感地對每一個訊號作出適應性的反應從而可以避免由於壓力的積累造成急劇的混亂。
顯然，由於那年秋天的阿以戰爭可能導致石油禁運和石油價格上漲，形勢更加惡化。由於礦工的勞工行動影響更加深入，我們不再能控制局面的意識也加深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擺脫這種困境。這就使得儘快舉行大選日益有吸引力。如果我們重新當選，我們究竟會幹什麼，這一點當然難以確定。也許特德會喜歡朝管理型的經濟繼續走下去。其他人可能會願意向礦工付丹麥金而尋求一種較安寧的政治生活。基思和我，還有保守黨議會黨團中大多數人主張摒棄當時政府的總體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標幟，回到我們自1972年初離開的自由市場經濟方針。
確實，基思和我除了交換對經濟政策缺點的看法之外，也對政府在阿以戰爭期間所採取的姿態極為惱火。為了從石油生產國獲得有利的待遇——這些國家正在限制對西方國家的石油供應一政府拒絕譴責破壞1967年停火協議的阿拉伯國家，而且我們還對雙方都實行了武器禁運，從而剝奪了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備件。政府還拒絕允許美國人使用英國基地以便為以色列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