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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關係法本身看來已經成為沒有意義的空殼：它不久將變得完全聲名狼藉。我象大多數保守黨人一樣，對一項包括我們在1969—1970年制定的某些目標的政策，準備至少給予一次機會。我甚至準備暫時贊同某種法定的物價和收入政策，以設法限制蠻橫無理地濫用工會權力所帶來的損害。但是我錯了。國家干預經濟並不是最終對付過份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辦法：因為它很快就與這些利益集團勾結起來。
星期一一般不召開內閣會議，因此，我事先在1972年3月20日星期一這一天安排了長期以來未能安排的一次科學方面的約會。為此，我未參加那天討論預算和新的工業白皮書的內閣會議。內閣的兩項討論都發出了改變戰略的訊號，二者相輔相成。預算執行的是高度通貨再膨脹的政策，包括大大削減所得稅和購買稅，提高養老金和社會保障津貼以及對工業給以額外的投資鼓勵。很多人謠傳說託尼·巴伯和財政部對預算不滿意，是特德將預算強加於他們的。預算講話把這些措施說成是為了幫助英國迎接加入歐共體後所面臨的挑戰。這一事實多少確認了上述謠傳。它公開計劃大量刺激需求，而且有人爭辯說，在存在大量失業和閒置資源的情況下，提高需求不會造成通貨膨脹的升高。貨幣政策是提到了，但只是強調了它的“靈活性”；沒有為貨幣量的增長提出數量目標。
3月22日星期三，約翰·戴維斯發表了關於《工業和地區發展》的白皮書，該白皮書是1972年《工業法》的基礎。在我們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看來，這是比預算更明顯的180度大轉彎。基思和我，也許內閣中還有其他人，對此是極為不滿的，有些不滿意見在報刊上透露出來了。據我回想，內閣對白皮書事先沒有討論：它透過預算報告向下議院提出，而在政府草擬階段一向按照預算措施的保密要求處於保密狀態。從這時開始我感覺到，工黨座位上的敵視情緒已經變成蔑視。我當時不在下院，但我讀到《泰晤士報》對約翰·戴維斯關於工業法案發言的綜合反應的報導：
跛足鴨中沒有比貿易工業大臣戴維斯先生看來更健康的了。他以本屆政府上任以來在下院聽到的可能是最為出色的講話開始對工業法案二讀的辯論。最後，工黨座位上的喝彩和保守黨議員的幾乎完全的沉默，比反對黨所能說的話更清楚地表明，政府在於預工業和援助各地區問題上的轉向是多麼徹底。
我知道，我不是唯一讀了這些東西后感到不自在的保守黨黨員。我應該辭職嗎？也許是應該辭職。但是，我們這些不喜歡當前事態的人們還沒有對形勢作出分析，也沒有制定出一條替代方針。實在他講，我的辭職也不會起很大作用。我的地位不夠高，因此我的辭職只不過是最小的“區域性困難”。我有更多的理由讚揚像約克·布魯斯—格丹、約翰·比芬、尼克·裡德利，當然還有伊諾克·鮑威爾這些人，他們在下議院的發言中和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中揭露了這些愚蠢的做法。
在1972年3月以來政府所執行的政策和我的政府以後執行的很不同的方針之間也有著直接的聯絡。一名叫作阿蘭。沃爾特斯的有才華的但鮮為人知的貨幣主義經濟學家辭去了中央政策審議部的工作，然後不僅尖銳地批評了政府的方針而且還正確地預言了將來的發展前景。
我們1970年所採取的方針還要蒙受一次打擊：它不久就發生了。這就是勞資關係法實際上的滅亡。從來沒有人設想過該法會造成個別工會會員進監獄。當然，如果搗亂分子一定要殉難的話，沒有法律條文能夠防止這種不太可能發生的事。僱主和碼頭工人之間一個長期的關於“集裝箱化”的糾紛就提供了發生這種事情的機會，1972年3月，全國勞資關係法庭因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違抗准許船隻進入利物浦港的命令而對核工會罰款5千英鎊。次日，由於工會蔑視法庭命令，在碼頭上採取了次級糾察行動，該工會被罰款5萬英鎊。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堅持認為，它不能對它的車間代表的行動負責，但全國勞資關係法庭於5月裁決否決了這種看法。然後，突然間，上訴法庭推翻了這些判決，並裁定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沒有責任。因此，那些車間代表個人要對發生的事負責。這是極為令人不安的，因為它開創了工會會員進監獄的可能性。在下個月，3名參加抵制行動的碼頭工人由於拒不到全國勞資法庭出庭而受到逮捕的威脅。此刻有3萬5千名工會會員開始了罷工。最後，代訴人請求上訴法庭阻止對工人進行逮捕。然後在7月份，另外5名碼頭工人由於蔑視罪而被監禁。
左派是冷酷無情的。在議會里，議員們對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