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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勢必使我們徹底失去對東歐命運施加影響的機會。而此時美國人還惜然無覺。
話雖這麼說，但承認現實與將現實合法化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因為合法化經常是把不合理的現象具體化。由此看來，在關於1945年2月簽訂的《雅爾塔協定》問題上，棄權或投了政府反對票的保守黨人的做法是正確的，亞歷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也是其中一員。在聽完德萊爾伯爵和達德利分別在泰勒瑞安學院對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所做的一次震憾人心的演講後，我由忐忑不安轉而開始反對該協議的簽訂了。當然，強迫蘇聯人尊重民主、尊重蘇佔區的民族自決權是困難的，甚至也許根本就不可能實現。而且也不難理解，當時的美軍和英軍都疲憊不堪，傷亡較重，他們想告別戰爭帶來的恐懼，不願冒險去同舊時的盟友展開新的衝突。儘管如此，在我們內心深處都不準備遵守的協議上蓋上表示贊成的印章，而且還試圖迫使流亡國外的波蘭非共產主義政府去接受它，卻是錯誤的。
《雅爾塔協定》的簽訂引起了我對於共產主義軍事威脅的深思。共產主義現實上的其他一些特點也在我的腦海裡一點一點地聯絡起來。比如說，我讀過阿瑟·凱斯特勒的《正午夤夜》一書，該書對共產黨人主持的一次裝模作樣的審訊作了生動透徹的描述。
幾年以後，我任反對黨領袖時見到了凱斯特勒。我對他說，我感到他的作品很有震撼力，並詢問他是如何想象出拉巴斯夫以及對其施加折磨的那幫人的形象的。他告訴我：並不需要什麼想象力，那些都是真實的。
由於我讀過這些書，不難想象我對丘吉爾1946年3月5日在密蘇里州的富爾頓城發表的演說會作出什麼反應。當然，此次演說由於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警告而聞名於世，即：“從波羅的海沿岸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的特里爾這一橫跨歐洲大陸的地區上，已經落下了一道鐵幕，在俄國人支配下的這些國家中盛行‘警察政府’的統治。”但在我看來，具有同樣意義的是，丘吉爾藉此喚起人們去締造英美兩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以及它所蘊涵的“英美兩國人民傳遞給整個人類的‘理想主義’的資訊”。關於自由的思想，在我們兩個國家中的政治傳統和社會制度中得到最充分的發展。現在看來，丘吉爾的那次演說具有驚人的先見之明。但在當時，它卻受到了北大西洋兩岸評論家們的嚴厲批判，認為它大肆叫囂戰爭論。不過沒過多久，蘇聯在希臘和東歐地區的意圖照然若揭，這些人的筆鋒也隨之而改變。
在獲得了一個二類化學學位、從牛津畢業之際，我對大千世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情況已知之較多。我的性格依然如故，信仰也一如既往。但我更明瞭如何處理與他人的關係及他人的雄心和意見。簡言之，我長大了。這個神秘的過程把人們帶向種種顯赫的或者平庸的職業。我找到了自己此生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在大學生活即將結束之前，我回距格蘭瑟姆約10英里的小村考比格倫參加了一場舞會。散場後，我同一些朋友在我住處的廚房裡喝咖啡，品嚐三明治，像通常一樣，我談起了政治。我所談的某些內容，或者說是我談論時的方式，引起一位男士發問道：“你真正希望做的是成為一名議員，不是嗎？”“對，那正是我想要做的。”我幾乎不加思索就作出了回答。我以前還從未這樣說過——甚至對自己也沒有，那天晚上，我思緒萬千，難以入眠。
後記
1993年5月在具有歷史意義的布里斯托爾飯店重新開業時。我作為貴賓訪問了華沙。如果從某一適宜的立場來看，它是一次有意義的重大活動。布里斯托爾飯店曾經是歐洲的大飯店之一。它於1901年開業，為一家公司所有。公司的主要股東是鋼琴家、波蘭總統帕代雷夫斯基。1914年以前，官以歐洲第一流的飯菜和在上流社會中的典雅而聞名。當波蘭為納粹主義所統治而陷入災難時，布里斯托爾飯店也陷入了災難。80年代初它關了門。現在，它在一家英國公司的幫助下又完全恢復了昔日的輝煌，我很高興主持了它的重新開業典禮。人們感到這是一個訊號，表明崇高的生活方式又囫到了它在歐洲天然的家。我也為我的基金會在華沙的辦事處正式揭幕，我希望它能有助於鞏固共產主義之後的世界的民主和自由經濟。
但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使得我的訪問值得紀念。它正好碰上華沙猶太人聚居點起義50週年紀念。那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在這時已被夷為平地的該地區散步，由那次起義中最年長的倖存者給我當嚮導。後來帶我去看納粹摧毀該城市猶太人社群的照片。這是一次痛苦的經歷。當我回想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