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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形成對集體主義的批判觀點。
回到牛津後，我安排了許多人演講。道格拉斯勳爵（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極力主張支援歐內斯特·貝文的外交政策。我們也樂意給予支援。鮑布·布思比，一位頗有風度的出色演講家，攻擊莫斯科式的集權專制主義。戴維·馬克斯韋爾·法伊夫，其女兒帕梅拉當時也在牛津上大學，則抨擊國有化運動，主張財產私有制式的民主。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在大學生俱樂部與牛津大學工黨人士俱樂部進行的一場辯論中，提出了一個似乎很先進的“託利改革派”的觀點。戴維遜女士告訴我們在眾議院當一名唯一的保守黨女議員是怎樣的一種感受。安東尼·艾登魅力非凡，在品嚐雪利酒的過程中他征服了我們所有的人。每學期我們都要在牛津大學與其他政治俱樂部，尤其是與工黨人士俱樂部一起舉行生動活潑的辯論會。那時，工黨俱樂部很左，包括一些像安東尼·克羅斯蘭和託尼·本這樣的知名人士。然而，在一般情況下，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在泰勒瑞安學院舉行碰頭會，並事先在蘭多夫飯店款待演講者。就是在那裡，我第一次與保守黨的大人物有了接觸。事實上，我與他們中的許多人保持了多年的聯絡。
但就保守黨在全國範圍所持的整體立場來說，這類活動的意義是微不足道的，回顧過去，可以發現，當時的保守黨有兩種戰略可供選擇：要麼遷就當時的集體主義，但同時藉助我們的體制，努力延緩左傾的腳步，儘可能減輕其影響，為個人選擇及自由企業的發展保留一些空間；要麼向集體主義全面開戰，設法說服公共輿論，使之相信1945年是國家既定道路上的一個錯誤的轉折點。事實上，保守黨試圖兩種做法同時並舉。雖然能聽到支援向集體主義開戰的呼聲，但與這一觀點相對立的觀點占主導地位，認為實用主義是保守黨重新執政的最佳途徑。
最能體現實用主義觀點的黨的檔案是1947年5月發表的《產業憲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是什麼新政策，實際上連續性和共識性是其基本主題，正如戰時1944年的《就業白皮書》是與凱恩斯主義（即強呼叫逆週期性的公共開支保持需求和就業，同時更注重正統意義上的效率、競爭和靈活性，把二者結合起來）妥協的產物一樣，《產業憲章》是總體主義與自由企業相妥協的產物。《產業憲章》維護經濟計劃、產業“夥伴關係”和工人“協商”制度，但它繼續強調有必要減少控制、減少公務人員和合理降低稅收。兩派的爭議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保守黨內繼續存在。《產業憲章》給我們某些啟示，它使我們黨得以保持團結。但這類檔案無法使人熱血沸騰，對黨重新執政也無關緊要。事實上，正是工黨政府經濟政策的失敗，尤其是1947年2月的燃料危機和1949年的英鎊貶值，而不是保守黨的主觀能動作用，才使得政治形勢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
《產業憲章》這類檔案謹慎地避開了最終擊敗社會主義的真正戰場。最終丘吉爾是對的。社會主義是否像東歐和蘇聯那樣需要一個“蓋世太保”還是隻需要西方所採用的那些平庸、官僚的專制工具、沒收式稅收、國有化和壓制性規章制度，這個問題最終取決於所向往的社會主義的程度。在減少經濟自由的過程中，如果社會主義者們沿著這條路一直走到底，這將意味著消滅一切自由。我本人對這一觀點包含的真理毫不懷疑。但是一些保守黨人很難接受這一論點。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是我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埃德蒙·伯克本人也信奉這個主義，但對來自社會上層的保守黨成員們來說，則對此常常是格格不入，不能投合的。哈羅德·麥克米倫於1938年在他的影響很大的《中間道路》一書中所反映的豈不就是這種思想？他主張在大範圍的生產和服務行業中擴大國家調控和計劃職能。其他的保守黨人則對任何理論都漠不關心，他們竟把米爾所稱的“愚蠢的政黨”看作是一種讚美，因此，他們把F·A·海克所寫的那本強烈批判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著作《通往農奴制的道路》奉獻給“所有政黨的社會主義者”，就不足為奇了。我當時讀了這本書，後來又反覆閱讀。
我不能說當時已完全理解海克的小小的代表作的涵義，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當基思·約瑟夫給我開列的閱讀書目的最上方赫然出現了海克的著作時，我才逐漸明白他提出的觀點。也只是到那時，我才真正開始思考他的論點。我的這種思考是從保守黨人認同的那種國家（一個法治下的規模有限的政府）的觀點，而不是從我們應該避免的那種因家（由官僚們隨意統治的社會主義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