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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是非，但我覺得節約公款並非是辭職的不體面的原因。只要在偏離財政道德的道路上邁出了最初的幾步，那麼最終放棄財政道德就變得容易得多。而放棄財政道德又帶來自身的負面影響。這就是後來幾年的情況。
但麥克米倫確實是一位極其精明能幹的政治家。早在1957年夏天，他就已經意識到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一直在迅速提高，而這是政治成功的最好希望。他就是在那個時候斷言“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從來沒有這麼好過”。
工黨及批評者則攻擊這一點，說這表明麥克米倫滿足於現狀、追求物質享受。但實際上這是對的，在政治上是有說服力的。大家有一種感覺，形勢從來沒有這樣好過，而且這歸功於私有企業而不是計劃。這個國家最不願意做的是回到那種粗布襯衣式的緊縮簡樸的時代。因此，對“超級麥克”的攻擊反而於己不利。
雖然這樣，保守黨人在政治上恢復元氣並不是馬上就能實現的。在1957年10月黨的年會召開時——這是我未出席的少數幾次年會之一——民意測驗顯示對工黨支援率為52％，而保守黨僅為33％。更糟的是，自由黨在1958年3月的託靈頓補缺選舉中獲勝，對我們是嚴重的打擊。
直到那年夏未，保守黨才在民意測驗中趕上工黨。1959年大選時，兩個主要政黨都毫不掩飾地競相附和全國要求物質改善的願望。 保守黨宣言直率地稱，“保守黨使你的生活更好，不要讓工黨破壞了。”宣言接著承諾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使英國的生活水平翻一番，而工黨領袖休·蓋茨克爾則在竟選運動開始幾天後宣佈，雖然工黨計劃增加開支，但將不會提高所得稅——這個承諾即使在當時的樂觀的政治氣氛中也是根本難以令人置信的。
第四節 芬奇利之路
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經重新加入到選舉的角逐之中。1956年2月，我給負責候選人事務的黨的副主席唐納德·凱伯裡寫信說：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種回到活躍政治的想法對我有強大的誘惑力。我剛開始從事律師職業時曾想全身心地投入法律工作，但是從事財稅及公司事務的一點經歷非但沒有使我的注意力離開政治，反倒使我對法律之信念愈強，對立法機構則更加密切關注。”
過了一個月，我去拜訪唐納德·凱伯裡。把我列入候選人名單不成問題——而且這次只考慮保守黨擁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勝的。更令我高興的是唐納德·凱伯裡是1位能夠經常提供良好建議、為人友善、值得信賴的朋友。這對希望成為候選人的我來說可不是件小事。
我與選拔委員會打交道時就沒有那麼幸運了，1954年，我爭取成為奧爾平頓的候選人。1957年和1958年曾爭取成為貝克納姆、赫默爾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的候選人。結果都是一樣的。我被列入範圍縮小的候選人名單，再進行一次大家認為不錯的演講，然後開始回答問題。多數問題的意圖是相同的。問我家務纏身，能否有足夠的時間為選區工作，我是否意識到當一名國會議員花在外邊的時間會很多，花在家裡的時間會很少，我一、兩年後再爭取進入議會是否更好。有時候，問題會更直接了當：我是否真的認為我能夠在履行一個母親的職責照顧小孩的同時承擔一個議員的工作。
我覺得選拔委員會完全有權問這些問題。我介紹了我家庭的情況，說我已有一個一流的保姆幫助我。我也常常解釋說，我覺得只要很好地安排時間，在做一個母親的同時做一個職業女性是可能的。但令我氣憤的是我察覺到一些批評意見的言外之意是下院不是婦女應該去的地方。固然選拔委員會的一些先生們可能有這種偏見，但那時及以後我均發現幾乎公開表達出這種偏見的卻是婦女。這證明左翼關於“性別歧視”的過分簡單的概念又一次錯了。
這一切使我感到感情上受到傷害並很失望。他們的攻擊不僅是對想作一名候選人的我的攻擊，而且是對一個妻子、母親的攻擊。但我絕不會因此而退縮。我相信我在政治上會有所作為。我知道我從政之路上遇到的許多人都很希望我進入議會。另外，最重要的是丹尼斯對此沒有任何懷疑。他總是安慰我、支援我。
1958年4月，我在中央總部與唐納德·凱伯裡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向我談了即將選拔候選人的選區的情況。我也直言不諱地談到我作為一個婦女遇到的來自選拔委員會的困難。遺憾的是，在這種事情上，即使是聰明的男性朋友也難以提供很有益的意見。不過，唐納德·凱伯裡倒還是給我提了一些建議。他說，在這種極其敏感的場合，應該穿得蕭灑，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