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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些較右翼的圈子裡的人仍懷有反美情緒，在一定程度上與此有關。我也覺得我們的傳統盟友確實讓我們失望了——雖然那時我當然也未意識到英、法在美國總統大選前決定採取軍事行動同樣讓艾森豪威爾失望，因為和平是他的主要競選口號。但不管怎麼說，我也感到我們與我們大西洋彼岸近親的“特殊關係”的基礎是十分牢固的，即使像蘇伊士運河事件這樣的危機也不會破壞它。一些人認為蘇伊士運河事件表明美國人極力反對英國的大國作用，美國已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我們不應該再信任他們，歐洲進一步的一體化是唯一的答案。但我一直堅持認為，還有另外一個結論，並且是完全相反的結論。這就是，英國的外交政策如果沒有取得美國的支援就無法持久。實際上，現在回過頭來看，蘇伊士運河事件還發揮了一個未曾料到的作用。它促使美國最終取代英國成為西方利益和自由的國際經濟制度的維護者，而這種力量的轉移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也是必要的。
我雖然十分關注蘇伊士事件，但並非對1956年11月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的惡毒野蠻行為無動於衷。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僅幾個月前曾攜其為人友善的妻子訪問了英國。當時，還有一件對我來說不可思議的事情。斯大林逝世後，蘇聯一直努力改善其形象，而它對匈牙利採取的殘酷的、野蠻的侮辱使其以前的努力化為烏有。數年後，我同鮑勃·康奎斯特談起我當時的反應。我後來任反對黨領袖時，鮑勃·康奎斯特給我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他在60年代後期寫的《大恐怖》首次全面揭露了斯大林殘殺大量無辜的情況。他說，我們在與蘇聯人打交道時犯的典型錯誤是我們認為他們會像西方人處在他們的形勢時那樣行事。影響他們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殘酷得多的政治文化。正因為想到以上這些，1980年9月伊拉克進攻伊朗後，我要求情報部門回顧一下像匈牙利這樣的事件。我們未能預測事件會發生是因為我們未能把握侵略者的心理，也就未能得出他們將採取行動的結論。
當然，對於匈牙利悲劇的發生，我們幾乎無能為力——而且無論有沒有蘇伊士運河事件，北約都不會為了匈牙利去冒險打一場大戰。但許多匈牙利人卻不是這樣想，這就更加使他們對我們的背叛感到氣憤。我記得一家星期日報紙採訪了一名隱藏在地下室的匈牙利婦女。她說：“西方不會來幫助我們。自由是很自私的。”聽到這種指責，我感到心如刀絞。
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上大丟面子後，很明顯安東尼·艾登不能繼續擔任首相了。他在這場危機中患病，1957年1月辭職。我所處的圈子裡許多人都在猜測誰會繼任首相——因為那個時候保守黨領袖是“應運而生”，而不是透過選舉產生。我的律師事務所的同事們相信女王絕不會召見拉布·巴特勒，因為他大傾向左翼了。相比之下，財政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被認為是右翼候選人。這一切都說明我對這兩個人——特別對那個十分聰明、令人難以捉摸的，不久將成為首相的人——的過去和現在的信念瞭解得多麼少。
哈羅德·麥克米倫具有任何老練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力量和弱點。他養成一種倦怠並且幾乎很陳舊的風格。這不足以——也不是為了一一掩蓋他背後的精明。他是一個戴多個面具的人。例如，你不可能看得出他雖然外表對什麼都不在乎，但實際上是一位十分虔誠的政治家。
哈羅德·麥克米倫最大的也是影響最深遠的成就是修補與美國的關係。這是英國恢復其信譽和地位的基本條件。不幸的是，他未能修補蘇伊士運河事件對英國政界計程車氣造成的損害——一種十足的“蘇伊士綜合症”。他們從相信英國無所不能到幾乎神經質地認為英國將千事無成。這總是滑稽可笑的誇張。那時，我們仍是一個繼美國和蘇聯之後的中等強國，北約的重要國家，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偉大的英聯邦的中心。
麥克米倫對國內事務的影響是兩方面的。在他的領導下，1957年政府取消了對私房房租的控制，這就大大減少了自1915年以來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存在的對房租控制的程度。這是一項必要的，但決不是受到歡迎的舉措。但總的來說，在麥克米倫領導下的保守黨逐步向國家干預的方向邁進，而這種趨勢在1959年以後變得更加明顯。
即使在那時一些事態的發展也使我感到不安。當彼得·桑尼克羅夫特、伊諾克、鮑威爾、尼吉爾·伯奇一一麥克米倫的整個財政班子——因為1958年1月公共開支增加了5000萬英鎊而辭職時，麥克米倫詼諧地稱之為“小小的區域性困難”。我無權評論爭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