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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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英國使各種新趨勢色彩紛呈，但它們所迎合的這種富裕的消費社會卻只能在美國找到。我第一次訪問美國是在1967年。那時美國根據它制訂的“領袖”計劃，邀請正在崛起的世界政界和商界年輕領導人赴美訪問。在訪美的6個星期裡，我遍遊美國。此行帶給我的激動之情從未真正平息過。我每到一處都受到熱情友好的、開放的、慷慨大方的人們的歡迎和招待。他們帶我走進他們的家庭和生活，並十分自豪地帶我遊覽他們的城市和鄉村。訪問的高潮是我在參觀位於休斯敦的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宇航中心的時候。我看了宇航員的培訓計劃，兩年後，他們將把人送上月球。英國的人才政策中行政管理過多，稅收過高，致使人才外流，其中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我在航空航天局見到了來自我的芬奇利選區的科學家，他們在那裡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不認為這有什麼錯，而是為一個英國科學家做出這麼重要的貢獻而感到高興。但是，如果我們不從企業經濟中吸取教訓，英國就無法希望即使在更為簡單的技術領域裡與別國競爭。

兩年後，我對蘇聯進行了為期一週的訪問。我的選民，格拉德·布魯克講師在蘇聯因所謂的從事“顛覆性犯罪活動”（即走私反蘇材料）被拘捕一事，已使我對蘇聯一貫的不尊重人權的做法極其反感。我多次要求政府和下院解決此案，但均未奏效。當時蘇聯人已把布魯克先生當作他們玩的把戲中的一個小卒，他們想用布魯克來使他們的間諜克魯格夫婦獲釋。（最終1969年進行了此項交易。）我在幫助格拉德·布魯克獲釋中得到的一個好處是：我與英蘇關係議員小組有了接觸。使我吃驚的是隨著我們交往的增多，我發現這些議員與我有著同樣的反共意識，但與我不同的是，他們是這個領域的真正專家。特別是西里爾·奧斯本首先在評價蘇聯策略並提出對策方面給我以教益。是他在我赴蘇聯之前，向我建議，首先我不應該讓蘇聯人負擔我的機票費，第二我應堅持要求訪問幾個教堂，我接受了他的建議。他還告訴我贏得他們尊重的唯一辦法是明白無誤地向他們表明你不是軟弱可欺的。這一切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我是與和藹可親的保羅·查農及其妻子前往莫斯科的。我們的日程很滿，不僅遊覽了莫斯科，還去了列寧格勒（以前的名字，現在又恢復原名聖彼得堡）及斯大林格勒（伏爾加格勒）。儘管各個城市的名字不同，但我們所聽到的宣傳沒有什麼兩樣，都是毫無感情的、源源不斷的數字，證明蘇聯的工業和社會比西方優越。至少對訪問者來說，這種做法毫無想象力，缺乏幽默感，只能白白招來諷刺。我參觀的一家美術館外面有一座塑像，一個鐵匠用鐵錘鑄打一把劍。我的陪同很自豪地感慨道：“這代表共產主義。”“其實，不是。”我反唇相譏：“這來自《舊約全書》——他們將把利劍錘鍊成犁頭，把長矛錘鍊成鋤頭。”對此這位體格健壯的審美家毫無反駁之力。天啊：我記得在衛理公會主日學校裡學過這段聖經。

還有一次，有人隨便問我既然和平與和睦相處是全世界人民的目標，那麼是否可以解散象徵“冷戰”的北約。“當然不行”，我說：“北約保持了和平，我們必須繼續保持其強大地位。”我在訪問斯大林格勒時也遇到類似情況。當地的政治領導人報怨說自從上一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考文垂斷絕了與他們的關係，我不會為這件事道歉。實際上，隨著國際制裁的解除，很難有這樣的組織使蘇聯政府害怕了。

然而在官方宣傳、灰色的大街、空蕩蕩的店鋪以及嚴重失修的工人住宅背後是苦難的俄羅斯人民。當列寧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老人向我講述戰爭年代他們所經歷的巨大痛苦時，他們的眼裡充滿淚水。毫無疑問，這些淚水都是真實的。我與之交談的俄羅斯大學的年輕人，談話時特別謹慎，因為他們深知他們在克勃格的監視之下，但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為能瞭解到西方的一些情況而感到十分興奮。另外，政府人員也還是人，我在訪問莫斯科客運系統經理時，他向我詳細地介紹了一個新的開發專案的決策是如何經過一個又一個委員會作出的，——我把這種程式稱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