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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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這些目標，這是非常沒有說服力的。無論怎麼說，在歐洲共同體作出決策時，辯論是沒有什麼重要意義的。當法國、德國和足夠數量的共同體其他成員國仍然要堅決推行聯邦主義時，從目前實際情況看，企圖闡述另一種方案的優點是浪費口舌。這種情況未必能永遠持續下去。但要認為從這時起到1996年期間這一對比會有改變，那是完全不現實的。

同樣需要吸取教訓。自從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以來，我們看到在歐洲其他政府支援下，歐洲一些機構對文字的解釋與我們所接受的不一樣。從羅馬條約中的“更加緊密的聯盟”　到1972年10月在巴黎歐洲理事會上所批准的正式目標“經濟貨幣聯盟”到《單一歐洲檔案》——該《檔案》完全為了推行單一市場這一目的而制訂了新的多數票表決條款，歐洲委員會可利用這一條款來擴大它的管理許可權——我們的經歷也是這樣的。我們當時認為沒有實際含意的一些含糊的宣言，後來被用來證明有理由把共同體的權力擴大到國家生活中的新的領域。因此，在馬斯特裡赫特談判中，在判斷是否可以在言辭上對聯邦主義進一步作出讓步這個問題上，如果此後這些讓步在某種程度上被利用了或甚至被曲解了，我們無法為自己的幼稚找到藉口。此外，即使沒有馬斯特裡赫特，如果要抵擋這一不受歡迎的勢頭，也有必要對早期協定的某些方面進行修改，甚至是羅馬條約。

這與歐洲法院的活動尤其有關。70年代初，我們當中的大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這件事時對主權問題考慮不夠。自然，在使用“共用主權”這一短語時，　在知識方面存在著根本混亂，　就像諾埃爾·馬爾科姆所說的，未能“區分權力與職權”。

除此之外，當時還不瞭解歐洲法院的實質以及英國法律與共同體法律之間將會出現的關係。共同體法律是透過成員國的法院直接執行的，如果發生了衝突，成員國的法院必須把按照歐洲法院解釋的共同體法律置於本國法律之上。這表現在法克託姆案件。當時西班牙漁民找到了一個法律漏洞，從而能在英國註冊他們的船隻，並且利用英國的捕魚配額。他們在上述案件中對英國提出了訴訟，阻撓了共同漁業政策意圖的實現。1988年議會透過了《商船航運法》，堵住了這個漏洞。但後來他們起訴英國政府，在將這一案件提交歐洲法院後，英國法院只好暫時停止實施並最終撤銷了《商船航運法》。

在法律上出現的這一情況更加意味深長的是，歐洲法院對條約和共同體法律的解釋遠不是公正的。它毫不隱諱地自稱是主張歐洲一體化的一支力量。根據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它擴大共同體機構權力的機會更大。首先，要由歐洲法院對首相在社會憲章導貨幣聯盟中為英國取得的例外權作出決定。它過去的態度與活動難以令人放心。

可是，儘管面臨所有這些困難，英國有更加重要的談判實力，只要我們準備充分地利用這些實力。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貿易地位和機會。我們與共同體的貿易一直是逆差。這件事本身倒沒有什麼不對。但它表明其他歐洲共同體成員與我們繼續進行貿易有明顯的好處，所以要恰當地對待言過其實的恐懼心理：如果我們不順從他們的意願，它們將設法割斷我們與它們市場的聯絡。

此外，在世界貿易和英國全球貿易的機會中，歐洲共同體的相對重要性正在下降，並將繼續下降。我們的政治家們應該較少地關心歐洲市場，因為這個市場現在也許已經取得了最顯著的發展，所以他們應該對遠東、拉美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所提供的新的機會更加有興趣。透過對英國海外資產巨大的業務量——1993年超過13，000億英鎊——的處理，使我們對這方面私營部門的情況有了深入的瞭解：80％以上是為非歐洲共同體國家持有，而正在興起的市場，所佔份額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在我們整個貿易中，與非歐洲共同體國家貿易的份額，特別是與太平洋沿岸地區的貿易份額正在增長，並將會繼續增長。

此外，由於我們在歐洲共同體內，因此向英國的一些投資無疑會繼續下去，但由於歐洲聯盟規章的不靈活和社會成本高，因此向歐洲以外地區的投資也會日益增加。由於傳統，也由於倫敦是國際金融中心這一優越地位，英國自然是一個全球性的而不是歐洲大陸的貿易國。但是，如果我們要在新的全球市場上取得競爭的勝利，我們得保留降低我們工業費用的權利。這不是說我們要與我們的歐洲鄰國輕易地發生爭吵。但它的確表明，我們不要再認為，好像美國的經濟前景主要依靠於證明我們是“好的歐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