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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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一沒有成功。但事態的發展導致了1989年6月團結工會在波蘭選舉中的大獲全勝，那年11月推倒了柏林牆，12月在羅馬尼亞推翻了齊奧塞斯庫，同一個月，瓦茨拉夫·哈維爾當選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1990年4月在匈牙利的選舉中非共產黨人獲得了勝利——我把這些看做是羅納德·里根和我在整個80年代所堅持執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實際的、很受歡迎的成果。我不懷疑，這種勢頭足以使事態繼續發展下去，至少現在是這樣。目前還不能確切他說中歐、東歐和蘇聯會走向何處。我很懂得這些地區的複雜歷史，因而瞭解肯定會出現民族紛爭和有可能提出改變邊界的要求。我們當時想，至少作為赫爾辛基程序的結果，重新恢復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可以提供一個有益的外交框架來解決爭端。可是，後來發生的事件，使我們感到很失望。

我在烏克蘭親眼看到反對前蘇聯的民族主義浪潮是多麼強烈。正如我在最後一次參加的那次歐洲理事會開始時對雅克。德洛爾所說的，我不認為應該由西歐人對蘇聯未來的模式或它的繼承者發表意見，而應當由有關的民眾對它們作出民主的選擇。我不相信我們能夠了解未來，更不用說有信心去塑造未來，但這沒有減少我對正在發生的變化所感到的滿意。蘇維埃帝國和它附屬國的無數臣民曾經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現在他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之中。曾經被核武器武裝起來的這些新的民主國家，放棄了它們反對西方的、侵略性的軍事同盟。這些是在人道和安全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無論在那時或以後，我對在外交上比較簡單但卻具有致命危險的冷戰時代沒有任何的懷念。

一個被削弱的、正在進行反覆無常的改革的蘇聯首先需日益關注它自己的大量內部問題，因而使其他地區的衝突得以解決。在非洲，蘇聯支援的顛覆活動宣告結束，這意味著南非的改革家們有了新的機會對他們國家的未來達成協議。事實上，不論在非洲或中東，在中美和南美，在印度次大陸或印度支那，蘇聯所執行的、企圖統治全球的長期戰略的告終為進步開闢了道路。受到壓制的、對政治和經濟自由的渴望，使那些腐敗、暴虐的政權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它們再也沒有理由要莫斯科給予支援（或者是華盛頓的支援）以防它們會投向另外一方。

一箇舊的世界秩序——由蘇聯和西方以及它們各自的盟友劃分成的兩極世界——已經成為過去。但是，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誕生了嗎？可以看出當時有兩種非常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是：它是打著聯合國決議的幌子的美國強權之下的世界和平。這就需要美國強有力的領導，其盟國的堅定支援和一個明確的戰略思想，即它能區別什麼是對西方利益和國際秩序的真正威脅，什麼是後果有侷限性的地方爭端。我仍然相信這一謹慎的做法可以建立一個義務有限度的、持久的國際秩序。不幸的是，它與一個更加以救世主自居的、因而不那麼實際的世界秩序的觀念混淆起來，而後者是建立在不受戰略私利影響的、多國機構共同行動的基礎上的。當然，這是一個更加理想主義的看法，但是，正如麥考利所說的，“米德爾塞克斯郡的一英畝地，其價值相當於一個烏托邦的公國。”

甚至在海灣戰爭結束以後的日子裡，當有關世界新秩序可能性的欣快症達到了高峰時，我自己仍然感到不安。我懷疑，一些人太相信國際宣言的高調，而太不注意執行這些宣言的措施。說也奇怪，我在1991年5月準備第一次訪問南非時，開始更加深入地閱讀有關倒黴的國際聯盟的資料。國際聯盟的主要設計師之一是南非的簡·斯馬茨。當時的一些花言巧語和我這時所聽到的同樣不可思議。當國際聯盟未能採取行動反對獨裁者從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掃清道路時，斯馬茨自己作出結論說：“大家的事到頭來成了誰也不管的事。每個人都指望別人去帶頭，而侵略者這時卻幹了壞事而未被發覺。”這一結論對我的印象就像那種集體安全一樣深，而有人卻認為冷戰後的穩定和自由要建立在它的基礎上。

當然，有人可以爭辯說，現在的形勢不同了。畢竟薩達姆·侯賽因沒有“幹了壞事而未被發覺”，雖然他的確是“逃脫了”。但是我想，要懂得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因為與國際聯盟相反，美國確信自己命中註定是國際上的超級大國，此外還有像英國、法國這些自信的、武器精良的國家也採取行動給予了支援，因而在海灣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是，大多的評論家和政治家準備作出正好相反的推論，即聯合國本身應該成為一支超國家的力量，它應該有權威和財力任意進行干預；而單一的民族獨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