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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也相距很遠。它們的政府堅決放棄社會工程，極力主張成功應該得到報償，並且重視獨立的小企業所發揮的作用。像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化一樣，文化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但是經濟成功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
印度位於亞大地區的邊緣，憑著本身的實力，它是一個新興的大國。它的例子也有教育意義。英國留給印度的遺產有利也有弊。有利方面是有法治，有廉政傳統，有共同的語言，當然還有已經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可是相應的不利因素是過分官僚化，國營部門人員過剩以及倫敦經濟學院和牛津與劍橋大學的社會主義影響了兩代當地的政治家。財富的再分配、工業計劃、補貼、物價和外匯管制、壟斷、進口許可證，幾乎不可逾越的高關稅率，所有這些政策都與其他類似的國家和大陸取得了同樣的結果——貧窮。擺脫這一自我毀滅的經濟制度的第一步，始於60年代末的農業改革。在拉吉夫·甘地的領導下，這些改革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直到在1991年經濟危機的衝擊以及任命納拉辛哈·拉奧任總理、曼莫汗·辛格任財政部長，印度才穩步地走上了正確的道路。現在已經大大降低了關稅率，並且還將進一步下調。外匯控制已經解除，並在鼓勵外國投資——外國公司正在充分地利用這些機會。由於取消了對農產品價格的控制，糧食生產增加了，農民開始能夠購買現代化的裝置。一個新的、自信的中產階級正在興起。印度經濟正在大力增長。
在亞大地區的另一邊緣地區，也在進行著類似的經濟試驗。早在印度之前許久，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就受到了英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影響。公有制（往往是壟斷所有制）和工會對勞動力市場的有效控制在澳大利亞走得更遠。但是在紐西蘭，“沒有學說的社會主義”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成為了主要的口號。當時這兩個國家能夠暫時承受左翼和右翼政府執行集體主義政策給經濟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涸為它們有能力出口商品，特別是礦產品和農產品。它們在這方面是得天獨厚的。但是到了80年代初，大家已明顯地看出經濟已經相對下降到了什麼程度，需要找出一條新路子。
在澳大利亞，雖然出於政治原因，工黨政府保留了對勞動市場過多的控制，但取消了許多財政上的控制，最重要的是放棄了保護主義。澳大利亞經濟對於競爭性的壓力實行了有限的開放，扭轉了經濟增長率的螺旋式下降。但是由於沒有隨之採取解放勞動力市場的措施，因此使失業保持在較高的水平。
至於紐西蘭，首先在工黨政府財政部長羅傑·道格拉斯後來又在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魯思·理查德的領導下，它走得要遠得多，因此效果也好得多。它解除了財政方面的控制，廢除了進口限制，降低了關稅率，歡迎外國在服務性事業方面的競爭、減少了失業福利，降低了所得稅，將重點轉移到了間接稅。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和澳大利亞不一樣，它解放了勞動力市場。結果年增長率超過了4％，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失業下降，通貨膨脹率很低，而生產力在增長，企業在投資。紐西蘭與英國傳統上的相似點使得前者的成功——由於執行了我於80年代在英國所執行的同樣的總的政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六節 非洲問題
由於非洲政府執行了與“發展計劃”集體主義概念有關的、指導方向錯誤的經濟政策，因此受到的損失甚至比拉美或印度更為嚴重。但是，像“第三世界”其他地區一樣，由於相信可以違反經濟學的規律而不會受到懲罰，因此一直提出了同樣含蓄的理由（或藉口，按照各人的看法），即非洲情況多少有些“不同”。為了對這一理由進行辯護，提出了許多論點。總的說來有：不發達，當地缺少投資資本，過分依賴單一商品，鼓勵“新生工業”，或非洲人及其文化有其“特殊性”———種更加危險的準種族主義的含意。自然，在非洲問題上，文化因素的確在起作用，特別是當時即將離去的殖民政府在將非洲國家組合在一起時，對部族和宗教間的差別注意不夠。但是，首先像彼得·鮑爾所指出的，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經驗說明了兩點。第一，如果兩個民族生活在自由資本主義的同一個政治制度下，一個民族通常要勝過另一個民族；如果一個民族生活在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這兩種政治制度下，生活在資本主義下的人們會勝過他們的姻親。一個常識性的結論是要選擇一個使每個人都能生活得更好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即使它會使具有不同文化傾向的不同種族之間出現相對的不平等。所以，如果一個人知道放棄了有限管理這一經過考驗的模式、法治和自由市場會帶來什麼結果，他就會懂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