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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僅表明他們目光短淺。
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將寡婦、離了婚但有孩子的婦女與從未結過婚的單身母親區別開來。應該像現在這樣，無論單身的母親或父親享有什麼福利，寡婦或已離婚的妻子——不論其家裡情況如何——也應享受這些福利。但是從未結過婚的單身母親只有在某些條件下才能享受同樣的福利：概略地講，如果她仍和她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她與其他單身母親住在由某一志願機構或慈善機構提供的、受到某種監督的住所裡，並且在強有力的和友好的指導下生活。在這種環境下，可以幫助年輕的媽媽們成為能起作用的母親；如果母親出外工作，幼童們每天有部分時間可得到適當的照顧，不會受到外界不良影響的幹攪。再加上更快、更好的收養程式，這個辦法可以保護兒童的利益，減少不顧後果的單身母親或父親的出現，並且仍可對無論因為什麼原因而身陷困境的婦女和她們的孩子履行社會義務。
當然，鞏固傳統家庭不僅是為了改變未婚母親的處境。離婚率的大量增加，對家庭也構成了明顯的威脅。有些離了婚的婦女有存款，結婚時有現成的住房，還有適當的收入，因此，在經濟上能撫養她們的孩子。但是大量的離了婚的婦女卻沒有什麼撫養費，或者根本一點撫養費也沒有，因此不得不依靠國家。新的兒童贊助署打算給予被遺棄的家庭適當的贊助，這對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些幫助，雖然該署的措施明顯有缺點（現正在改正中）。
在離婚的情況下，如同未結婚的母親一樣，也使兒童處於不利地位，但這類兒童主要的不幸是家庭破裂本身所帶來的創傷以及後來離婚雙方為了表示忠於家庭感情所帶來的情感上的波動。我一向接受這一觀點，即在某些情況下，對有關的人來說，最好的選擇是結束不幸的婚姻，特別是在家庭裡嚴重使用暴力的婚姻。但為了孩子們而“決裂”這一舒服概念往往掩蓋了成年人的自私。最近調查證實，離婚本身對孩子們是有害的，會導致學業成績不佳、就業差和日後會感情用事，而且不僅是貧窮家庭的孩子會這樣。
60年代的改革使離婚在所有西方國家都變得更加容易，但要想取消這些改革恐怕是困難的。可是現在我們既然已知道存在著婚姻早期破裂的趨勢以及它們對兒童的影響，重新考慮這整個問題是明智的。離婚不僅涉及兩個人，其他人的婚姻穩定性也會受到影響。應該肯定認為這是違反了法律委員會有關在離婚中完全不需要考慮“過失”的建議。我們也應該考慮，在沒有孩子或孩子已經長大成人的情況下離婚與有要撫養的子女情況下的離婚，這二者之間是否應該作出明確的區別。“孩子第一”和使家庭團圓和睦有時要求“不要離婚”。
第十六章 自由企業貨幣主義
第一節 在經濟學的背後
經濟學太重要了，不能僅僅把它留給經濟學家去研究。如果說一位經濟學家的觀點反映了造就他這個人的非經濟方面的價值觀，這不是在貶低他的專業知識或正直人品。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一句名言是：“認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識影響的那些實幹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
但是，現存的經濟學家也同樣是外界影響的奴隸。凱恩斯本人就是這樣——他是“布盧姆斯伯裡”文化圈子裡的一位成員，這些人在自己的行為中擯棄了維多利亞時代美德的同時，也微妙而肯定地在經濟學中放棄了傳統的自由法則和約束，因而，“凱恩斯主義”就與它成了同義詞。
所以，我自己對經濟學的看法也來自在我成長起來的那個世界裡的個人經驗。我的“布盧姆斯伯裡”是格蘭瑟姆——衛理公會教、食品雜貨店、扶輪社以及在那種環境下培養起來的、受到尊重的所有嚴肅和持重的美德。毫無疑問，就像對政治或宗教信仰一樣，信仰某種經濟學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對我來說，在羅伯茨家庭裡的生活經歷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因為，真實情況是家庭與政府之間的共同點比大多數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願意接受的要多得多。雖然藐視基本法則對國家和對家庭來說其結果多少有些不同，但它們仍然都是災難性的。的確，對國家來說，災難要更加嚴重一些，因為它們能使整個民族與它們一起遭殃。
對我的養育和我早期的經驗不僅使我知道了政府不能做什麼，我也以贊同的心理深刻了解到了我後來所認為的“資本主義”或者“自由企業制度”，對我政治上的同代人（他們年齡一般多少要大一些）來說，是大蕭條中資本主義的所謂失敗使他們相信必須要找到更好的什麼東西；但對我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