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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道與馬頭湧道之間，是一個小而又小的袖珍公園，園中僅一方石，刻“宋王臺”三字。此石雖系原物，卻非原貌，也不在原處。宋王臺本來靠近九龍灣，距九龍寨城以南約數百米，有一座小山，山頂一塊未經雕琢的渾然巨石，正面榜書“宋王臺”三字，右首題款為“清嘉慶丁卯重修”，當為嘉慶十二年，公元1807年。自南宋淪亡，經元、明、清三朝，數百年間，宋王臺遺蹟一直得以儲存，當地人民引以為自豪，即使在英佔九龍之後，港英政府對於這處古蹟也不敢造次，將宋王臺所在的小山命名為聖山（Sacred Hill）。1915年，香港大學賴際熙教授呼籲港府保護宋王臺古蹟，由紳商李瑞琴出資贊助，在巨石周圍構築石垣，重樹牌坊，鐫聯曰：“一聲望帝啼荒殿，百戰河山見落暉。”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佔香港時期，日寇為擴充套件啟德機場，藉口宋王臺妨礙飛機起落，將巨石炸裂為三，拋落山腳。日寇投降之後，港英政府繼續擴建機場，把聖山也剷平了，昔日的宋王臺遺址便成為啟德機場的一部分。後應九龍街坊會的請求，港府派工人把日寇毀壞的殘石切割整理，另遷新址，即今天的宋王臺公園，於1960年開幕。所幸的是，殘石中間部分“宋王臺”三字及有首題款完好無缺，歷六百年滄桑的“宋王臺”刻石遂得以重見天日，傳之久遠。
宋王臺公園有一座石碑，上刻《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其辭曰：
宋皇臺遺址在九龍灣西岸，原有小阜名“聖山一者。巨石巍峨，矗立其上，西面橫列元刻”宋王臺“榜書，旁綴”清嘉慶丁卯重修“七字。一九一五年，香港大學教授賴際熙籲請政府劃地數畝，永作斯臺遺址，港紳李瑞琴贊襄其事，捐建石垣繚焉。迨日軍陷港，擴築飛機場，爆石裂而為三，中一石摩崖請字完整如故。香港光復後，有司本儲存古蹟之旨，在機場之西南距原址可三百尺，闢地建公園，削其石為長方形，移實國內，藉作標識，亦從眾意也。考臺址明、清屬廣州府新安縣，宋時則屬廣州郡東莞縣，稱”官富場“。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追迫，遂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門，以景炎二年春入廣州。治二月，舟次於梅蔚，四月進駐場地，嘗建行宮於此，世稱”宋皇臺“。或謂端宗每每慈息於石下洞中，故名，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蹕古塔。九月如淺灣，即今之荃灣也。十一月元兵來襲，乃復乘舟遷秀山。計駐於九龍者，凡十閱月焉。有宋一代，邊患迭興，西夏而外，抗遼、抗金、抗元，無寧歲。洎夫末葉，顛沛蒙塵，暫止於海氵筮一隅，圖匡復興。後此厓山，君臣所踐履者，同為九州南盡之一寸宋土，供後人憑弔而已。石刻宜稱”皇“，其作”王“，實沿元修宋史之謬，於本紀附二王，致誤今名。是國日”宋皇臺公園“，園前大道日”宋皇臺道“，皆作”皇“，正名也。方端宗之流離播粵也，宗室隨而南者甚眾，後乃散居各地，趙氏譜牒，彰彰可稽。抑又聞之聖山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偕弟衛王囗同次其地得名。其北有金夫人墓，相傳為楊太后女，晉國公主，先溺於水，至是鑄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廟，則東莞陳伯陶碑文疑為楊太后弟楊亮節道死葬此，土人立廟以祀昭忠也。至白鶴山之遊仙岩畔，有交椅石，據故老傳聞，端宗嘗設行朝以此為御座雲。是皆有關斯臺史蹟，因並及之，以備考證。
一九五七年歲次丁酉冬月，新會簡又文撰文，台山趙超書丹。而選材監刻，力助建碑，復刊行專集，以長留紀念者，則香港趙族宗親總會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這篇《碑記》中所說有關宋王臺故實，大體上是不錯的。宋末二王駐蹕官富場，在宋人撰《填海錄》、《二王本末》、明人撰《壓山集》等史籍中都有記載，清康熙《新安縣誌》稱：官富山“在佛堂門內，急（汲）水門之東。宋景炎中，帝舟嘗幸於此，殿址猶存。”清嘉慶《新安縣誌》也稱：“官富駐蹕，宋行朝錄記載，丁丑年四月，帝舟次於此，即其地營宮殿，基址柱石猶存，今土人將其址改北帝廟。宋王臺在官富之東，有磐石方平數丈，昔帝囗駐蹕於此。臺側巨石，舊有‘宋王臺’三字。”按清《一統志》。“官富山在新安縣東南七十里，又東十里有馬鞍山，脈皆出自大帽。”“官富巡檢司在新安縣東南八十里古官富場，明洪武三年置。宋史：景炎二年，帝舟次於官富場，即此。”官富巡檢司的駐地，大體在今之九龍寨城一帶，所轄範圍也大體相當今之香港地區，所以，宋末二王曾駐蹕九龍，與香港地區的這一段因緣應是可信的。
但《碑記》中尚有可商榷之處。擇其要者，略述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