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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之間關於香港的第三個不平等條約，英國侵吞中國領土香港的“三部曲”終於宣告完成，於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界限街”之北又增加了一塊“New Territories”——“新租借地”，簡稱“新界”，土地面積由此擴充套件了十一倍，水域擴充套件了四五十倍。
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海盜行徑和清朝政府的軟弱無能，激起了新安縣人民的強烈義憤，鄧、文、廖、彭、侯五大家族聯合十萬鄉民發起抗英保土的武裝鬥爭，並且得到了深圳、東莞、惠州等地民間社團的支援，在1899年4月港英接管“新界”前後，他們與英國軍隊、警察展開了殊死搏鬥，先後兩戰大埔，再戰林村谷、上村石頭圍，最後據守錦田吉慶圍，與敵血戰到底。圍破之時，英軍大肆“屠城”，無數抗英志士為守盡最後一寸國土獻出了熱血與生命，譜寫了一曲中華民族不甘受辱、寧死不屈的慷慨悲歌。中國人民歷來富於抵禦外侮的光榮傳統，但是，與戚繼光抗倭、鄭成功收復臺灣、三元里抗英鬥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有所不同的是，“新界”人民的抗英鬥爭是在兩國已經正式簽訂拓界《專條》和《合同》之後進行的，他們已經失去了祖國，成為大清國的“遺民”，不但得不到清朝政府和軍隊的支援，反而還受到官方告示的威脅和官軍彈壓的危險，他們的行動在中、英兩方面都是“非法”的，而且，以胼手胝足的農夫，落後、原始的武器，去對付擁有先進武器裝備、訓練有素的大英皇家軍隊和警察，其結局必敗無疑。然而他們知其不時為而為之，寧做華夏之鬼，不做英夷之民，其英勇悲壯可謂前無古人！他們捐軀之日，“新界”已經飄揚著“米”字旗，籠罩在殖民主義血腥恐怖之中，港英當局大肆搜捕抗英領袖，沒收他們的財產，查抄抗英指揮部，盤查、傳喚、逼供、處罰村民，強迫他們遞交“歸順”請願書，倖存的抗英志士和他們的家屬不得不逃亡內地，有家難歸。死難者的遺體則由鄉親們肉葬在雞公山下，血肉之軀和著那血染的黃士，堆成一座碩大的土墳，直到三十五年後，才執骨修建了這座“義冢”，那時已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了。為了避免港英當局的追查和迫害，這座“義冢”沒有樹立墓碑，而實際上，墓中到底埋葬著多少位抗英烈士，也已經難以確切統計了，他們不屈的英靈默默地長眠地下，隱姓埋名，等待著國土迴歸、日月重光的那一天，從他們捐軀之日算起，將要等待九十八年，才到租約期滿，那一天是1997年6月30日。
我從北京遠道而來，拜謁雞公山下這座無名烈士的義冢，憑弔這些為國捐軀的英靈。義冢無碑，英靈無言，我向他們三鞠躬，默默地，默默地……
我一次一次從港島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龍半島，翻越大帽山，從吐露港到大埔墟，從林村谷到石頭圍，從錦田到屏山、廈村，沿著他們當年走過的路，辨認他們戰鬥的足跡，查詢他們的姓名。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九十多年的時間在歷史老人眼中只不過昨日之事，而在人間卻顯得十分遙遠了，那一場血肉之軀的激烈搏鬥，那一群寧死不屈的中國人，長眠在地下，被埋沒得太久了，要清晰地認以他們，已經十分困難了。
在吉慶圍西門前方不遠，路旁有一座“友鄰堂”，經常關閉著大門，不知底蘊的人很難想象它是作什麼用的。此堂原名“英雄祠”，供奉著黑白兩色木牌，代表當年英軍屠圍時死難的鄧姓與外姓抗英烈士。“英雄祠”後來修繕一新，卻改了名字叫“友鄰堂”，其中的衷曲自然也無須解釋，在港英統治之下的香港，紀念抗英烈士只能用這種“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我試圖從牌位上找到我心中默唸著的名字，但是沒有找到，犧牲的人太多了，而留下姓名的又太少了！
我從錦田來到元朗舊墟，尋找當年抗英總指揮部“太平公局”的遺址，它早已不存在了，我只根據有關線索，找到了位於公局後門的那棵大榕樹，據當地人說，它也已經不是原物，當年的老榕樹被颱風摧毀，現在的這棵是在原址補種的。如今老幹龍鍾，枝葉蔥寵，樹冠直徑數文，也頗具規模，睹物思史，聊作紀念吧！
與當年抗英鬥爭有關的文物，儲存最為完好的當屬錦田的“清樂鄧公祠”、廈村的鄧氏宗祠“友恭堂”、屏山的鄧氏宗祠，因為這些建築都是宗族祭祀場所而得以儲存下來，並且不斷修葺，至今仍呈現完整的面貌。覲廷書室當年曾是太平公局首領們進行抗英鬥爭的參謀部，屏山失陷後，又成為英軍的指揮部，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被港英“手下留情”而未被摧毀。1993年，包括覲廷書室在內的“屏山文物徑”正式開放，古塔聚星樓、上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