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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題準，勳戚莊田，有司照例每畝徵銀三分，解部驗訖。如有縱容家人下鄉佔種民地，及私自徵收田賦，
多勒租銀者，聽屯田御史參究嚴辦。
這道法令一經頒佈，立刻在勳戚豪強間引起一片喧囂。大明開國兩百多年來，勳臣貴族一直是土地的最大擁有者。這些人自恃有朝廷庇護，在地方上擾民害民橫行霸道，老百姓多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張居正親自主持制訂的法令，對這些天潢貴胄不僅限田，而且還要逐代減田。如若有誰膽敢以身試法再行橫徵暴斂，一定嚴懲不貸。如此嚴厲地對待權貴，可以說是前所未有。正因為張居正義無反顧地堅持推行“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於法”的治國主張，萬曆王朝終於大幅扭轉了嘉、隆以來的頹敗之勢，瀕於崩潰的國家財政獲得根本好轉。僅清丈新增田畝帶來的收益，每年都可為國庫增加九百多萬兩銀子的進項，真可渭物阜民豐，國力強盛！
在此基礎上，張居正認為推行賦稅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再次請得萬曆皇帝的詔旨，在全國統一推行“一條鞭”法。所謂“一條鞭”法，就是將一州一縣的所有田賦、徭役以及各種雜差和貢納，統統併為一條，折成銀兩交納，並官收官解。此前，農民交繳田賦，均是谷麥實物，按田畝所攤的徭役，也必須由種田人親自出差。所以，以至繳賦之日，糧船糧車不絕於道途，各地官倉滿溢為患，由鄉及縣，由縣及府，由府解運各地廒倉，其間不知要耗去多少運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損耗，層層盤剝，糧戶平白增加多少負擔！實行“一條鞭”法之後，一改歷朝歷代實物納賦為銀錢交稅，既便於民眾又利於朝廷，這實乃是劃時代的改革之舉。
最早提出“一條鞭”改革設想的，是嘉靖九年的內閣大學士桂萼。他構想“以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佔，隨田徵收。”第二年，屯田御史付漢臣正式疏陳：“頃行‘一條鞭’法，十甲丁糧總於一裡，各里丁糧總於一縣，各州縣總於府，各府總於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嘉靖皇帝當時準旨先行在南直隸的寧國、應天、蘇州等府，湖廣長沙府、山西平陽、太原二府以及廣東瓊州府的感恩縣等地先行試點。茲後經半個世紀，“一條鞭”法的推行時斷時續，贊同者稱為善政，反對者稱為“農蠹”。不遺餘力的推行者，在嘉靖及隆慶兩朝有蘇州知府海瑞，應天府尹宋儀望，浙江巡撫龐尚鵬以及江西巡撫潘季馴等封疆大吏，最後這些人幾乎全都因為堅持“一條鞭”法而被參究革職。反對者多半都是當道政要，遠的不說，就說萬曆改元后的首任左都御史葛守禮，就是一個堅持不懈的反對者。他認為施行“一條鞭”法是“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隆慶二年，葛守禮在擔任戶部尚書期間，曾給皇上寫了一道奏摺，要求在全國停止施行“一條鞭”法，竟得到了隆慶皇帝的批准。此後，“一條鞭”法不行於天下州縣達數年之久。早在嘉靖年間，張居正就是“一條鞭”法的熱心提倡者，宋儀望、龐尚鵬、潘季馴等人，也都是他的政友。海瑞於隆慶二年任南直隸巡撫都御史，因行使“一條鞭”法引起了官紳的惶恐和刻骨仇恨，以至被言官戴鳳翔等人攻擊為“沽名亂政”而被迫致仕。當時張居正已是內閣次揆。即使在這樣顯赫的位子上，他也無法為海瑞辯誣，只是在海瑞免官回到老家之後，他去信表示歉意，言道：“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能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僕謬忝鈞軸，得與參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為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張居正當時的憤懣和無奈。他出掌內閣之後，便有心重新推行“一條鞭”法。但他總結前朝教訓，深知若不先行丈量土地清查田畝，“一條鞭”法的推行的確存在葛守禮所指出的增加小戶農家負擔的問題。所以，在萬曆四年，當朝中的當道大臣再也沒有制肘人物，他決定重新啟用宋儀望與龐尚鵬兩人，在反對
“一條鞭”最為劇烈的應天府與福建省兩地再行推廣，積累經驗。到了萬曆九年初，一俟清丈田畝宣告結束，他便立即請旨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從此，這一爭論了半個世紀的賦稅改革，因張居正的鐵腕手段終成為萬曆王朝的正式制度。在中國已經實行了兩三千年的實物田賦，也從此永久地退出了歷史舞臺。在經歷了裁汰冗官，整飭吏治，整頓驛遞，子粒田徵稅等一系列改革之後，再加上清丈田畝和“一條鞭”法的實施，萬曆新政已大見成效，而張居正的聲望亦因此達到了巔峰。從朝廷到民間，從江南到漠北．只要一提到張居正的名字，人們莫不肅然起敬。縱然是村夫野老．也都知道當今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