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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將來更加重要得多的廣闊研究領域。心理學將穩固地建築在赫伯特·斯潘塞先生所已良好奠定的基礎上，即每一智力和智慧都是由級進而必然獲得的。人類的起源及其歷史也將由此得到大量說明。
最卓越的作者們對於每一物種曾被獨立創造的觀點似乎感到十分滿足。依我看來，世界上過去的和現在的生物之產生和絕滅就像決定個體的出生和死亡的原因一樣地是由於第二性的原因，這與我們所知道的“造物主”在物質上打下印記的法則更相符合。當我把一切生物不看作是特別的創造物，而看作是遠在寒武系第一層沉積下來以前就生活著的某些少數生物的直系後代，依我看來，它們是變得尊貴了。從過去的事實來判斷，我們可以穩妥地推想，沒有一個現存物種會把它的沒有改變的外貌傳遞到遙遠的未來。並且在現今生活的物種很少把任何種類的後代傳到極遙遠的未來；因為依據一切生物分類的方式看來，每一屬的大多數物種以及許多屬的一切物種都沒有留下後代，而是已經完全絕滅了。展望未來，我們可以預言，最後勝利的並且產生佔有優勢的新物種的，將是各個綱中較大的優勢群的普通的、廣泛分佈的物種。既然一切現存生物型別都是遠在寒武紀以前生存過的生物的直系後代，我們便可肯定，通常的世代演替從來沒有一度中斷過，而且還可確定，從來沒有任何災變曾使全世界變成荒蕪。因此我們可以多少安心地去眺望一個長久的、穩定的未來。因為自然選擇只是根據並且為了每一生物的利益而工作，所以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稟賦都有向著完善化前進的傾向。
凝視樹木交錯的河岸，許多種類的無數植物覆蓋其上，群鳥鳴於灌木叢中，各種昆蟲飛來飛去，蚯蚓在溼土裡爬過，並且默想一下，這些構造精巧的型別，彼此這樣相異，並以這樣複雜的方式相互依存，而它們都是由於在我們周圍發生作用的法則產生出來的，這豈非有趣之事。這些法則就其最廣泛的意義來說，就是伴隨著“生殖”的“生長”；幾乎包含在生殖以內的“遺傳”；由於生活條件的間接作用和直接作用以及由於使用和不使用所引起的變異：生殖率如此之高以致引起“生存鬥爭”，因而導致“自然選擇”、並引起“性狀分歧”和較少改進的型別的“絕滅”。這樣，從自然界的戰爭裡，從飢餓和死亡裡，我們便能體會到最可讚美的目的，即高階動物的產生，直接隨之而至。認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來是由“造物主”注入到少數型別或一個型別中去的，而且認為在這個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則繼續執行的時候，最美麗的和最奇異的型別從如此簡單的始端，過去，曾經而且現今還在進化著；這種觀點是極其壯麗的。
修訂後記
這個譯本第一版，1954年由三聯書店出版，距今已三十九年了。其後由三聯書店轉給商務印書館，1963年重印一次，1981年後又多次重印，均未進行修訂。
第一版問世時，正值我國學習達爾文進化論的高潮，高等學校的生物系、農學院以及中學普遍設立了“達爾文主義”的課程。中學生考大學時，規定要考“達爾文主義”，可見當時在學校中重視進化論教育的程度了。可是，當時講的是蘇聯模式的“達爾文主義”，即“所謂米丘林創造性的達爾文主義”。他們認為，達爾文學說中存在著錯誤和弱點，最主要的是達爾文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應用於生物科學，承認生物界存在著“繁殖過剩”，並認為由繁殖過剩所引起的種內鬥爭是生物進化的主要動力。他們還批判了達爾文的漸進的進化觀點以及達爾文所犯的所謂其他唯心主義的錯誤。
在這種形勢下，一切不願盲從的人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讀一讀達爾文原著的要求，特別是希望讀一讀闡述達爾文全面觀點的《物種起源》，看一看達爾文犯的唯心主義的錯誤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可是，當時在我國只有一部1918年用文言體翻譯出版的《物種原始》（馬君武譯本），已遠遠不能適應客觀需要。周建人先生雖有一個譯本於解放戰爭期間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但他謙虛地認為自己的譯文還不盡善盡美，於是他約我，我又約當時在教育出版社編輯《達爾文主義基礎》的方宗熙先生合作，共同重譯《物種起源》。
由於客觀的迫切需要，我們根據原著內容的三大段落，把譯文分為三部分，譯完一部分，出版一部分，共為三個分冊。在第一版問世時，我們曾明確指出，這是“試譯本”，就是說當時我們對自己的譯文並不十分滿意，準備再版時再做修訂。但由於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這一願望始終未得實現。可是三十多年來，無論風裡雨裡，我一直惦念著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