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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爾·科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這一點，說隆的偏執根植於“潛在的思維定勢……他不樂意認同棕色面板的瑪雅人擁有和歐洲、中國或者近東一樣複雜的文明”。
19世紀80年代，對瑪雅遺址確實有一些更嚴肅的探索。亞克錫蘭偏遠的叢林城市中，英格蘭攝影家、研究者阿爾弗雷德·莫斯萊和法國冒險家戴世黑·夏赫內（Désiré Charnay）的相遇很好地代表了這一轉折。莫斯萊和斯蒂芬斯一樣相貌平平卻令人尊敬。他工作時耐心而徹底。莫斯萊出生於1850年，在劍橋大學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喜歡上了旅行，並於1878年當上英國駐薩摩亞群島顧問。他去了中美，監督墨西哥一個金礦的工作，然後監管了加州的一片果園，在那裡他遇到了後來的妻子。讀過斯蒂芬斯的書之後，莫斯萊意識到需要對所有主要遺址的象形文字進行完整的記錄。因此他進行了七次旅行，分別去了基裡瓜（Quirigua）、科潘、帕倫克、亞克錫蘭、奇琴伊察還有其他不大知名的城市。
1882年3月，阿爾弗雷德·莫斯萊在亞克錫蘭紮營，不久前他遇到了拉坎東印第安人。當夏赫內的船靠近岸邊時，莫斯萊可以看到他臉上的不悅。但是莫斯萊很優雅地緩和了緊張氣氛，他說：“沒關係，你沒有理由這麼沮喪。我跟你從同一個地方開始僅僅是巧合，就像事情以另一種方式發生也只是一種巧合。你不用因我而擔心，我只是個業餘愛好者，只是喜歡旅行……你可以為城鎮命名，告訴大家是你發現了它，儘管照你的意願做好了。”
莫斯萊在瓜地馬拉遇見了一名叫古斯塔夫爾·埃森（Gust* Eisen）的美國醫生，後者對莫斯萊正在記錄的符號和象形文字很感興趣。有學識的人當然知道埃及象形文字和破譯中東失落語言的努力。羅塞塔石碑成為時髦的詞彙，其天才的破譯者讓弗蘭西斯·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llion）頗為著名。現在被稱為“瑪雅”文明的東墨西哥和瓜地馬拉失落的文化會有與之相似的地方嗎？
莫斯萊拍了一些照片，為埃森提供了豐富的分析資料。埃森比其他研究者更有優勢，因為他有莫斯萊的資料支援。在以後的幾年中，兩人友好地通訊，並交換資料，這使得莫斯萊在1893年途經聖弗朗西斯科的時候想要拜訪埃森。但是到那個時候，埃森已經把破譯工作讓給了約瑟夫·古德曼（Joseph Goodman），因為他認為這項工作毫無希望。命中註定的是，莫斯萊1893年途經聖弗朗西斯科的時候，流感推遲了他去東方的行程，因此他拜訪了埃森。因為埃森不在市裡，他就安排古德曼和莫斯萊見面。古德曼關於古代日曆體系和符號的知識給莫斯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象形文字之謎的各種資訊開始各就各位。
攝影術促進了解密（2）
古德曼，1838年出生於美國的東海岸，23歲時他就已經是內華達弗吉尼亞城《領土企業報》（Territorial Enterprise）的主編和發行商了。他撰寫的一些文章和詩歌為他贏得了關注。他對於亞伯拉罕·林肯的充滿愛國精神的敬意廣為流傳。“山艾”（Sagebrush）這個文學體裁產生於他激進而有趣的報紙，該報紙預測了安布魯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喬治·斯特林（George Sterling）和傑克·倫敦（Jack London）定義的波西米亞風格，這是19世紀末聖弗朗西斯科的一種現象，五十年後“垮掉的一代”作家與此遙相呼應。古德曼在康斯托克礦區的投資中賺了一筆，1862年，他給一個叫做塞繆爾·克萊門斯（Samuel Clemens）——後來叫做馬克·吐溫——的年輕人提供了第一份工作。他們一直保持著朋友關係。他買下了一個葡萄園，並搬到聖弗朗西斯科。19世紀80年代早期他開始從事瑪雅研究的時候，正過著舒適的生活。
1882年，和埃森見面純屬機緣巧合，這種巧合把古德曼引向了碑文研究最好的材料資源——埃森儲存了莫斯萊高質量照片的複製。莫斯萊現場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幾乎沒花精力解釋和破譯他記錄的符號資料。莫斯萊發現了古德曼破譯瑪雅手稿的開創性工作，於是邀請古德曼為自己正在為畢巴底博物館準備的多卷本著作中增加一個附錄。這對於古德曼這樣的獨立研究者來說是個恩惠，這樣，專業學者就不得不嚴肅對待他的分析。他寫就的附錄名為《古瑪雅碑文》（The Archaic Maya Inscriptions），被收錄在18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