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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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管理，講求“分層負責”，卻不主張“分層授權”。因為“責任是部屬應該負的，權力則是上級主管看情形而賦予的”，部屬只需要盡責任，不必太關心有沒有權力。在上司心目當中，“部屬善盡責任的時候，主管實際上已經充分授權；部屬做得不好，未能善盡責任時，主管當然不能夠授權”。�

西方人主張“先授權，部屬才能夠負起責任”，中國人則認為“部屬先負起責任來，上司才敢授權”，這種先後的區別，成為西式管理與中國式管理的很大差異。由於中國人具有“連坐”的習慣，所以在授權方面，上司必須更加謹慎小心，切切不宜輕言授權。�

中國人的分層負責，並不是“依據自己的權責範圍，來克盡自己應盡的責任”。我們的分層負責，應該是“按照上級的‘經’，來衡量自己的‘權’”。“經”表示原則，“權”代表權宜應變。部屬處理事情，最好依照上司的原則，然後視實際情況而應變。�

組織成員的負責的物件是首長。因為一切成敗，實際上都歸之於首長。我們常說，首長的理念影響組織成敗的比例高達７５％以上，便是居於這種緣故。首長的意旨，常常被高階主管當做不可抗逆的“經”。往往首長一句“我怎麼不知道”，高階主管就會馬上修改法令，讓首長依法可以知道他想知道的事情。而過了一些時候，首長有意無意一句“這種案件為什麼要送到我這裡”？高階主管也會立即修改規定，讓這些案件從首長面前消失。中國人的“法治”，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依據首長的法來治理”，實在有相當的道理。

衡諸事實，首長再英明，也會被某些投其所好的幹部所害，因為這些幹部，過分曲解“服從”的意思，不知道分層負責的真正用意。�

真正忠誠的高階主管，必須重視首長的意旨，但是不能夠完全順從他的意思。首長的意旨，把它看成方形的“經”，高階主管依據自己對實際情況的理解，將首長的經變成自己的權，這才交付下去，讓次一階層的主管去執行。�

次一階層的主管，必須依樣畫葫蘆，把高階主管所演繹出來的“權”，當作“經”來看待，然後審視自己所理解的實際情況，演繹出自己的權宜應變，再交付給下一個層級的人員去處理。�

這種“層層打折扣”的現象，固然使得上層的意圖，逐漸走樣，甚至不斷地變樣，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有時候會使上層的美意，變成惡劣的政策。但是“現場是變化的，而且不斷地變化”，也使得“對於現場狀況的理解，越高階層越不得其真”，實在不能怪責各階層人員，主動修改上級的經，演繹出自己的權，以資符合實際的動態。�

中國式管理，就在“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二者之間，以推、拖、拉的方式，尋找合理點，而獲得適當的解決。�

越是上級越有出主意的自由，隨時可以改法，而且都是出於“大公無私”的前瞻性。令人無從抗逆，只好在心裡頭暗罵“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越是低階層越瞭解現場的狀況，明明知道上級的命令不可行，總不能“管它效果如何，全力依據上級指示去執行，反正一切責任由上級去負”，因此審思再三，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依據上級的“經”來“權宜應變”了。�

中國人未經正式授權，都可以“擅自變更上司的命令”。若是明確授權，能不“濫用權力”、“超越許可權”的，不知尚有幾人？歷來抱怨“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的人，不用說都不是州官而是百姓。那些痛罵“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人，一想便知是居於高位的要員。可見這二者都有相當的道理，才會一路罵下來，全然毫無愧色地流傳下去。�

高階層主管，大多見識廣，而且經驗豐富，讓他們擁有更寬廣的裁量權，可以隨意變更這個，更改那個，甚至於置現行法令於不顧，以求快速突破，在現在這種變遷的環境中，當然十分有其必要性。�

基層人員，非常接近現場，對於現場的實際情況，比較容易理解和掌握，讓他們按照現況來隨機應變，只要不太離譜，應該是值得肯定的行為。上級“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只要合乎未來的需求，我們不但不應該抱怨，而且應該對他們的前瞻力，表示敬佩之意，而盡力加以配合。基層“怎樣有效就怎樣”，只要合乎實際的需求，也是將未來的演變從現在的起點建立起來，若是判斷正確，總有一天會走向上級所要求的地步，不算違背命令。對於基層而言，成果最要緊，似乎無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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