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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一位中共官員表示反對。
葉的九條方針提出後，國共雙方並沒有進行談判。臺灣的權威人士表示，臺灣的政策不會改變，臺灣不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協商，也不允許臺灣人與大陸人來往。然而，不管官方的反應如何，80年代以後，兩岸之間各種形式的民間往來還是逐漸增多，貿易迅速增加。臺灣對大陸的投資，特別是對福建省的投資迅速增加。1987年以後，在北京或其他一些城市，人們經常可以見到來自臺灣的旅遊團，而且兩岸之間最終實現了通郵。
在香港和澳門問題上，則取得了很大進展。經過一系列的外交活動，最終簽署了正式協議。在香港問題上，英國人首先採取了行動。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首次向中國方面提起了這個問題，他說根據英國和清政府簽訂的租約，英國向中國租借的新界地區（約佔香港殖民地的92％）的租期，將於1997年6月30日的前三天到期，但是在香港前途未確定之前，這項租約將無法延續，因此造成了英國政府的困擾。中英雙方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其結論是在各方預粉之中的：中國方面不同意1997年以後續約。因此，香港的前途問題列入了中英雙方的議事日程。雙方先在各自的國內進行了探討，接著又共同進行了探討。
1982年1月，英國掌璽大臣艾金斯訪問了北京。根據後來刊登最終協議的白皮書記載，當時中共領導人向他詳細說明了中共對香港的政策。白皮書上說，這些政策證實了英國女王政府的觀點即應該同中國政府進行談判⑥。第二年9月，英國首相撤切爾夫人訪問北京，中英雙方開始了正式會談。她不同意中方談判代表以及鄧本人對香港的看法。因為他們認為19世紀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的割讓香港和九龍的條約是不平等的，因而是無效的。但是她同意他們的另一個看法，即外交談判應以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為共同目的。雙方隨後發表了簡短的聯合宣告，但並未提到雙方談判要達成何種協議，甚至也沒有提談判的基礎。一開始他們只是在不影響香港安定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談判本身拖延的時間很長，內容複雜、敏感，從而影響到了港人的信心。英國政府最初的立場是，願意把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以換取對香港繼續行使管理權。但中國方面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絕不接受1997年以後英國政府以任何形式繼續管理香港。因為從法理上講，中國政府從沒有將香港的任何主權交給英國，只不過是在履行其所承擔的使命，所以，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從政治上講，中國政府不能同意英國政府繼續管理香港的理由，正如1984年6月鄧小平對一批香港客人所說的：“我們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繼續讓外國人統治，否則香港人也是決不會答應的”⑦。
針對中國方面的這一立場，英國政府提出，“除了英國繼續管理之外，任何行得通的有效措施，雙方應該在有條件的基礎上進行討論，以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並進一步探討……中國對香港前途的看法……以便看出，在這種基本的安排下，是否能夠確保香港持久的安定與繁榮”。⑧隨後，雙方進入了實質性的會談。
經過漫長的談判，中英雙方終於就香港問題達成了協議。9月26日，雙方談判代表團團長撒切爾夫人和趙紫陽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北京草簽協定。鄧小平出席了草簽儀式。1985年5月27日，中英互換批准檔案，協定從當天起正式生效。
事實表明，鄧小平對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給予了極大的關注。《鄧小平文選》所選的他1984年的文章中，有七篇涉及中英談判和“一國兩制”問題，由此可見，他對這一向題是非常重視的。他本人10月間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提到，1984年他只做了兩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中方談判代表向英方談判代表透露，鄧小平有時要求他們彙報一下談判的進展情況。
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也經常提到中英談判。他的談話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他希望“一國兩制”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1984年7月他對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說“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也考慮到解決國際爭端應該採取什麼方法”，第二，這一思路適用於香港和臺灣，因為這兩個地區人口不多，讓它們繼續保留資本主義不會影響中國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12月，在同撒切爾夫人會談時，他重申了這一點： 我還想請首相告訴國際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國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