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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可以肯定他這輩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樂意把1997年定為香港迴歸中國的日期，把本世紀末和下個世紀中葉分別定為黨和政府實現其經濟目標的日期。同多黨制國家的政治領導人相比，鄧有條件把眼光放得很遠。但是他不一定非要這麼做，許多共產黨領導人並沒有看得這樣遠。對可行性進行實驗是與鄧在反對華國鋒時使用的口號“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一致的。堅持這兩個口號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社會主義，而表明在鄧的思想中，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是與繁榮富強相聯絡的（這是馬克思的觀點），他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這一繁榮富強。他不想讓那些沒有參與過社會與經濟實踐只是在辦公室中勾畫藍圖的人來實現他的計劃，也正因為如此，一些非共產主義作家稱他為實用主義者。
鄧在國際上的威望來自於他所積極參與的外交活動。在這點上，他遠遠超過了毛澤東。1978年，也就是他對華國鋒的態度由小心監視轉變為公開挑戰這一年，他頻繁出國訪問。冬天，他訪問了緬甸、尼泊爾、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朝鮮。1979年1月訪美期間，他顯示出了傑出的公關才能。在德州的賽馬盛會上，他欣然戴上一頂大牛仔帽，給美國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年底，他出訪了日本，再次顯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風度。
之後，鄧小平留在國內。但他花費大量時間接待外賓。會見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當然是他的份內事。但他還像以往一樣熱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與來訪者的交談中，他總是引導他們談一些與其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同時也會向他們透露兩三件重要事情，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國內的公開談話深入些。他的坦率與平易近人給大多數來訪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則相當欣賞他的智慧。
在這些談話中，鄧反覆強調三點。第一，十年動亂已經結束，而且不會再重演；第二，中國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願為維護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國需要向其他國家學習，但中國要保持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中國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的壓力，也不會將自己置於容易受到壓力的境地。
隨著鄧在國際上的威望不斷提高，他在國內的威望也與日俱增。人們意識到，是鄧小平給中國帶來了新生，並在國際舞臺上佔據了一席之地。人們還承認，在國家統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一點是毛比不上的。
80年代，中國的領導層明顯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年邁的革命領導人，他們認為自己有權監督政策的制定；另一部分是鄧提拔的擔任重要職務的較年輕的領導人（也只是年輕半代）。從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會，大多數董事都不擔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後這一情況有所改變。但是不擔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員人數依然不少，不擔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數甚至佔多數，而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987年。
老一輩革命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陳雲、彭真、李先念和王震。陳雲1905年生於上海市郊區，當過商務印書館的排字工。他和鄧小平同一年人黨（1924年），1934年任政治局委員，比鄧早二十一年。除了“文革”時期以外，他一直擔任高層領導。80年代，隨著他50、60年代的許多講話公開出版，奠定了他經濟決策者的穩固地位。但他不僅僅是一名經濟學家。他始終堅持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堅持黨的領導和黨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也經常扮演傑出的政治角色。在1977年和1978年的工作會議上，他力主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陳雲老年時的照片看起來很憂鬱。多年來一直傳說他身體不好，而且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也是呆在南方。但他中年時一點也不憂鬱，也不讓人覺得陰沉沉的。他經常面帶微笑，而且說話善用比喻。50年代，他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比喻成籠子和鳥，如果籠子太小了，鳥會死掉，但是如果把籠子拿掉，鳥就會飛走。1959年他把國家經濟比喻成一盤棋，他認為，如果每個地區都能有效地提高產量，那麼國家經濟就會有很大發展。
80年代，陳雲一直積極參加中共中央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會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是1982年成立的，陳雲曾任該委員會的主席。隨著時間的推移，陳雲對經濟結構的變化、宏觀經濟政策及社會和文化解放的態度日趨謹慎，更加重視控制通貨膨脹和保證國家預算的平衡。但如果認為陳雲是反對當時一些大的改革，如農村改革，那就錯了，陳雲的觀點，代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