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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非常明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它沒有否認毛澤東個人對“文化大革命”應負的責任，指出“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域性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決議》還分析了毛澤東犯錯誤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決議》把毛澤東塑造成一個悲劇人物，認為他是自己所犯錯誤的受害者，周恩來也是： 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⑾但是這一決議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為什麼黨的其他領導人未能阻止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而且它也沒有提“大躍進”以後的饑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1945年黨的歷史決議一樣的成功。它結束了黨內對過去一些問題的爭論，正確解釋了一些問題，為黨今後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據。它沒有令什麼人感到不對勁，也沒有什麼人想要對它進行修改。
第十三章 國家領導人
1981－1984年
80年代，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都一致認定，鄧小平是中國的領導人。然而，這個地位與他所擔任的職務並不相稱。他不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也不是政府首腦，更沒有像劉少奇一樣擔任國家主席，他的地位來自他的權威，而這種權威源於他過去的經歷、領導才能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作為一名決策者、發言人和設計師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1958年至1966年間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鄧和陳雲。那段時間（以及更早以前）陳一直是鄧的上級。但陳沒有鄧在“文革”初期對抗陳伯達、康生及1975年對抗“四人幫”那種聲望。他樂於避開眾人的注意，在幕後施加他的影響，因而，一般老百姓對他沒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高層人物中，彭真、葉劍英、李先念是重要人物，但是他們都缺少鄧那種威望和經驗。另外，葉劍英比鄧年長七歲。逮捕“四人幫”前，葉和李都表示堅決支援華國鋒。倘若他們知道後來要反對華，他們或許會改變當初的做法。
作為一名領導者，鄧的風格與毛截然不同。毛總是與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離，鄧則和他們打成一片；毛善於掩飾自己，鄧則儘可能地把自己的觀點表述清楚；毛常處理抽象事物，鄧則喜歡處理具體的事情，即便闡述一些原則問題時，亦是這祥。鄧的領導風範已不僅僅是風格問題。他有遠見且實幹，他能夠並且已經按照自己的思路設計了中國未來的發展藍圖。當一個問題出現時，他不是等待和觀望，而是立即採取行動加以解決。他待人嚴厲但不殘酷。政治局對華國鋒作出結論後，他沒有組織新聞媒體毀壞華的聲譽，更沒把他投入監獄；1987年初，他堅持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但允許他繼續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處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幫助過他的高階領導幹部問題時，鄧也絕不心慈手軟。
與毛和華不同，鄧堅決抵制建立對他的個人崇拜，他的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許甚至可以說是鼓勵國家出版社以文選的形式出版他的講話；允許專業和省級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講話和有關他軍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許在公共場所懸掛他的畫像或豎立他的雕像，不允許在任何文章或講話中誇大他的作用。人們總是稱他為“鄧小平主席”或“鄧小平同志”，而不是什麼“英明領袖”（如華國鋒）或“導師”和“舵手”（如毛澤東）。
作為一名決策者，鄧有兩個突出的長處：他目光遠大；他規定，對所有計劃與建議的可行性都要先進行試驗。就前者來講，他遵循的是列寧主義傳統與中國政治的傳統。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的模式。30年代，毛主張黨和軍隊要與國民黨和日本人進行一場持久戰。鄧則更進一步。他所設定的一些政治和經濟目標，有的他生前或許可以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