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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得較低的小耳朵，還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來像是一團後來才加上去的附屬物。他的嘴唇從中間裂開，這興許是那個製作中國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於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
有時在樹上我還會慫恿哈桑，讓他用彈弓將胡桃射向鄰家那獨眼的德國牧羊犬。哈桑從無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會拒絕。哈桑從未拒絕我任何事情。彈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親阿里常常逮到我們，像他那樣和藹的人，也被我們氣得要瘋了。他會張開手指，將我們從樹上搖下來。他會將鏡子拿走，並告訴我們，他的媽媽說魔鬼也用鏡子，用它們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讓他們分心。“他這麼做的時候會哈哈大笑。”他總是加上這麼一句，並對他的兒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會咕噥著，低頭看自己的雙腳。但他從不告發我，從來不提鏡子、用胡桃射狗其實都是我的鬼主意。
那條通向兩扇鍛鐵大門的紅磚車道兩旁植滿白楊。車道延伸進敞開的雙扉，再進去就是我父親的地盤了。磚路的左邊是房子，盡頭則是後院。
人人都說我父親的房子是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最華麗的屋宇，甚至有人認為它是全喀布林最美觀的建築。它坐落於喀布林北部繁華的新興城區，入口通道甚為寬廣，兩旁種著薔薇；房子開間不少，鋪著大理石地板，還有很大的窗戶。爸爸親手在伊斯法罕［1］Isfaham，伊朗中部城市。［1］選購了精美的馬賽克瓷磚，鋪滿四個浴室的地面，還從加爾各答［2］Calcutta，印度城市。［2］買來金絲織成的掛毯，用於裝飾牆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掛著水晶吊燈。
樓上是我的臥房，還有爸爸的書房，它也被稱為“吸菸室”，總是瀰漫著菸草和肉桂的氣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後，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書房的黑色皮椅上。他們填滿煙管——爸爸總說是“餵飽煙管”，高談闊論，總不離三個話題：政治，生意，足球。有時我會求爸爸讓我坐在他們身邊，但爸爸會堵在門口。“走開，現在就走開，”他會說，“這是大人的時間。你為什麼不回去看你自己的書本呢？”他會關上門，留下我獨自納悶：何以他總是隻有大人的時間？我坐在門口，膝蓋抵著胸膛。我坐上一個鐘頭，有時兩個鐘頭，聽著他們的笑聲，他們的談話聲。
樓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擺著專門訂做的櫥櫃。裡面陳列著鑲框的家庭照片：有張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父和納迪爾國王［1］NadirShah（1883～1933），阿富汗國王，1929年登基，1933年11月8日被刺殺。［1］在1931年的合影，兩年後國王遇刺，他們穿著及膝的長靴，肩膀上扛著來復槍，站在一頭死鹿前。有張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著黑色的套裝，朝氣蓬勃，臉帶微笑的媽媽穿著白色衣服，宛如公主。還有一張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夥伴拉辛汗站在我們的房子外面，兩人都沒笑，我在照片中還是嬰孩，爸爸抱著我，看上去疲倦而嚴厲。我在爸爸懷裡，手裡卻抓著拉辛汗的小指頭。
凹壁可通往餐廳，餐廳正中擺著紅木餐桌，坐下三十人綽綽有餘。由於爸爸熱情好客，確實幾乎每隔一週就有這麼多人坐在這裡用膳。餐廳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爐，每到冬天總有橙色的火焰在裡面跳動。
拉開那扇玻璃大滑門，便可走上半圓形的露臺；下面是佔地兩英畝的後院和成排的櫻桃樹。爸爸和阿里在東邊的圍牆下闢了個小菜園，種著西紅柿、薄荷和胡椒，還有一排從未結實的玉米。哈桑和我總是叫它“病玉米之牆”。
花園的南邊種著枇杷樹，樹陰之下便是僕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簡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父親住在裡面。
在我母親因為生我死於難產之後一年，也即1964年冬天，哈桑誕生在那個小小的窩棚裡面。
我在家裡住了十八年，但進入阿里和哈桑房間的次數寥寥無幾。每當日落西山，玩了一天的哈桑和我就分開了。我穿過那片薔薇，回到爸爸的廣廈去；哈桑則回到他的寒廬，他在那兒出世，在那兒度過一生。我記得它狹小而乾淨，點著兩盞煤油燈，光線昏暗。屋裡兩端各擺著一床褥子，一張破舊的赫拉特［1］Herati，阿富汗西部城市。［1］出產的地毯四邊磨損，擺在中間。屋角還有一把三腳凳，一張木頭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畫畫。此外四壁蕭然，僅有一幅掛毯，用珠子綴著“Allah�u�akbar”（真主偉大）的字樣。那是爸爸某次去麥什德［2］M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