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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我滿腦子重力和動力，原子和細胞，英阿戰爭，不去想著哈桑，不去想他的遭遇。可是，我的思緒總是回到那條小巷。總是想到躺在磚頭上的哈桑的棕色燈芯絨褲，想到那些將雪地染成暗紅色、幾乎是黑色的血滴。
那年初夏，某個讓人昏昏欲睡的午後，我讓哈桑跟我一起去爬山。告訴他我要給他念一個剛寫的故事。他當時在院子裡晾衣服，他手忙腳亂把衣服晾好的樣子讓我看到他的期待。
我們爬上山，稍作交談。他問起學校的事情，問起我在學什麼，我談起那些老師，尤其是那個嚴厲的數學老師，他懲罰那些多話的學生，將鐵棍放在他們的指縫間，然後用力捏他們的手指。哈桑嚇了一跳，說希望我永遠不用被懲罰。我說我到目前為止都很幸運，不過我知道那和運氣沒什麼關係。我也在課堂上講話，但我的爸爸很有錢，人人認識他，所以我免受鐵棍的刑罰。
我們坐在墓園低矮的圍牆上，在石榴樹的樹影之下。再過一兩個月，成片的焦黃野草會鋪滿山坡，但那年春天雨水綿綿，比往年持續得久，到了初夏也還不停地下著，雜草依然是綠色的，星星點點的野花散落其間。在我們下面，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房子平頂白牆，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院子裡的晾衣線掛滿衣物，在和風的吹拂中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我們從樹上摘了十來個石榴。我開啟帶來那本故事書，翻到第一頁，然後又把書放下。我站起身來，撿起一個熟透了的跌落在地面的石榴。
“要是我拿這個打你，你會怎麼做啊？”我說，石榴在手裡拋上拋下。
哈桑的笑容枯萎了。他看起來比我記得的要大，不，不是大，是老。怎麼會這樣呢？皺紋爬上他那張飽經風吹日曬的臉，爬過他的眼角，他的唇邊。也許那些皺紋，正是我親手拿刀刻出來的。
“你會怎麼做呢？”我重複。
他臉無血色。我答應要念給他聽的那本故事書在他腳下，書頁被微風吹得劈啪響。我朝他扔了個石榴，打中他的胸膛，爆裂出紅色的果肉。哈桑又驚又痛，放聲大哭。
“還手啊！”我咆哮著。哈桑看看胸前的汙漬，又看看我。
“起來！打我！”我說。哈桑站起來了，但他只是站在那兒，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好比一個男人，剛才還在海灘愉快地散步，此刻卻被浪花捲到大洋中間。
我又扔出一個石榴，這次打在他的肩膀上，果汁染上他的臉。“還手！”我大喊，“還手，你這個該死的傢伙！”我希望他還擊。我希望他滿足我的願望，好好懲罰我，這樣我晚上就能睡著了。也許到時事情就會回到我們以前那個樣子。但哈桑紋絲不動，任由我一次又一次扔他。“你是個懦夫！”我說，“你什麼都不是，只是個該死的懦夫！”
我不知道自己擊中他多少次。我所知道的是，當我終於停下來，筋疲力盡，氣喘吁吁，哈桑渾身血紅，彷彿被一隊士兵射擊過那樣。我雙足跪倒，疲累不堪，垂頭喪氣。
然後哈桑撿起一個石榴。他朝我走來，將它掰開，在額頭上磨碎。“那麼，”他哽咽著，紅色的石榴汁如同鮮血一樣從他臉上滴下來。“你滿意了吧？你覺得好受了嗎？”他轉過身，朝山下走去。
我任由淚水決堤，跪在地上，身體前後搖晃。“我該拿你怎麼辦，哈桑？我該拿你怎麼辦？”但等到淚痕風乾，我腳步沉重地走回家，我找到了答案。
我的十三歲生日在1976年夏天。這是阿富汗最後一段平靜的和平歲月。我和爸爸的關係再度冷卻了。我想這都是因為在我們種鬱金香那天我所說的那句愚蠢的話，關於請新僕人的那句話。我後悔說了那句話——真的很後悔——但我認為即使我沒說，我們這段短短的快樂插曲也會告終。也許不會這麼快，但終究會結束。到夏天結束的時候，勺子和叉子碰撞盤子的聲音又取代了晚餐桌上的交談，爸爸開始在晚飯後回到書房去，並把門關上。我則回去翻看哈菲茲和迦亞謨的書，咬指甲咬到見皮，寫故事。我將故事放在床底的架子上，將它們保留起來，以備萬一爸爸會跟我要去看，雖然我懷疑他不會。
爸爸舉辦宴會的座右銘是：如果沒請來全世界的人，就不算是個宴會。我記得生日之前一個星期，我看著那份邀請名單，發現在近四百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我並不認識——包括那些將要送我生日禮物以祝賀我活過十三個年頭的叔伯姑姨。然後我意識到他們並非真的因我而來。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知道誰才是宴會上的天皇巨星。
一連數天，屋子裡擠滿了爸爸請來的幫手。有個
